還有一個“小姐”是高中畢業的文化程度，一天淩晨三點多鍾突然來了電話，說是失戀了，要自殺。秦美容讓她喝點酒好好地睡一覺，她不願意喝，第二天一大早便來醫院找秦美容。秦美容看見她失魂落魄的神情，便脫下了白大褂兩人像姊妹一樣地交談起來。原來，這“小姐”愛上了一位客人，是個老板，客人也說過愛她、要娶她，說得天花亂墜、海誓山盟，後來才發現根本是騙她“玩玩兒”的，她想不通，很痛苦。秦美容便開導她，要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人家是老板，會和你結婚嗎？結了婚他怎麼麵對親戚朋友和整個社會？你要學會換位思考，不要一廂情願地鑽牛角尖。” 談了兩個多小時後，“小姐”仍然在哭，秦美容便說：“你在我這裏可以盡情地哭，但出去後就不要再哭了，要學會自強。”後來女孩兒表示不願意再當“小姐”，想幹別的，但家裏很窮，還有弟弟妹妹怎麼辦？秦美容便建議她去學習美容，並且替她聯係了美容院，還囑咐美容院的老板：“記住，千萬不要借錢給她，要讓她懂得什麼是艱苦的生活！”交了學費後，女孩兒身上隻剩下１００來元了，還有２０多天怎麼過？老板果然堅持沒有借錢給她，曾經隨便揮霍、隨便浪費的女孩兒，靠著喝粥、吃方便麵捱過了這２０多天，終於懂得了許多不懂的東西。她從學徒幹起，後來成了美容師，以後又自己開了家美容院，曾經帶著水果來看望秦美容並請她吃飯，得意地告訴她：“我的工資比你還高！”如今女孩兒已經有了新的男朋友，準備結婚了。
還有個“小姐”快過生日了，她提前兩天告訴了秦美容。到她生日的那天，秦美容特地買了蛋糕，向花店訂了鮮花，又約了七八個“小姐”一起祝賀她。“小姐”笑得很燦爛，感動地說：“秦姐，謝謝你了。我幹這工作已經五六年，男人接待了一大堆，但從沒人送過花，也沒人記得我的生日，連爸爸媽媽也不記得……”
如今，醫生走出醫院，主動到高危人群中去，和他們近距離接觸甚至交朋友，在取得對方信任的基礎上，為他們提供防護知識以及可以負擔的醫療服務，這種外展服務模式，在二空醫院內部已經向各科室推廣，婦產科主動去找孕婦，慢性病主動到社區去找慢性病人，大大縮短了老百姓和醫院的距離，解決了他們“看病難”的問題。當然，更重要的不隻在醫院內部，“柳州模式”已經向全國推廣，二空醫院曾經為全國辦培訓班，中央電視台曾采訪他們，國內外曾有幾十個單位到這裏參觀訪問，許多人都被二空醫院醫務人員們為病人服務的精神深深感動。
但談及醫院的成績時，孔凡丹院長卻謙虛地說：“我們是受著名性病艾滋病專家吳尊友教授影響和啟發的。他常說，抗擊艾滋病是全人類的事。我佩服他的人格，下基層時，不管多苦，他總是電腦不離身，甚至等飛機的空隙也打開了電腦。吃飯時很簡單，一碗麵也行。他到柳州來，有一次去大龍潭，市領導也去了，但吃飯時他不跟市領導們在一起，卻跟‘小姐’們一起吃……‘柳州模式’就是他推出去的。”
搞“外展服務”項目，二空醫院並沒有從有關方麵得到多少資金，１９９７年項目給了兩三萬元，除２００２年中央給了４萬元、市上給了４萬元外，目前隻有柳州市每年給兩三萬元，醫院想買點儀器還得自己想辦法。但是，這個項目卻讓二空醫院改變了服務方式，知名度大大提高，得到了老百姓特別社會底層的認可，以致前來診治的病人持續增加，在取得良好社會效益的同時，醫院也增加了收入，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因此，聰明的院長孔凡丹曾總結說：“開展外展服務，是國家出錢給我們醫院做廣告，是雙贏。我認為，隻要我們大家都努力，何愁艾滋病不能有效地遏製？”
采訪紮記
“柳州模式”從新的角度為我國艾滋病防治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在廣西，除了柳州，其他一些地方也有類似的做法，賓陽縣婦幼保健院的醫務人員進行“外展服務”即是一例。
賓陽進行“外展服務”的是婦幼保健院的保衛科幹部、被“小姐”們稱為“阿萍姐”的人。她大約不到４０歲，穿著大紅毛衣、黑花坎肩，薄施脂粉，豪爽、熱情、潑辣，口不擇言，很有性格，自稱“在賓陽‘黑白兩道’通吃”，看見她就讓我想起了武俠小說中那些亦正亦邪的人物。她一見我就“大倒苦水”，認為“一說經費大家眼睛亮了，說起工作卻漠不關心”，疾控中心占盡了功勞，而對她們這些深入基層、踏踏實實工作的人卻很不了解，每個月給５００元報酬還有人眼紅；她曾經動員一批人去檢測艾滋病毒，說好的動員一個人給１０元錢，但查了後單位還要分走３元，氣得她再也不動員人去檢測了；上麵給“小姐”們撥了點防治經費，有人都想卡下來給自己的單位；開會時，縣領導從來不出麵，公安局來個副職，坐半小時強調忙走了……如此等等。
她熱心地陪我到性服務場所去進行考察，一路上指著大街小巷詳細地介紹了全縣性服務場所的所在地、特點和規模，宛如一張活地圖。她如今共聯係了３００多位“小姐”，每月要送出安全套幾千隻。她和許多“小姐”和老板都交了“朋友”，無話不談，甚至交流性技巧，不但掌握了她們的活動規律，而且還了解到她們的出身、家庭，知道了許多故事和“秘密”，在這個基礎上，又發展了一批誌願者。這一切，無疑都有利於賓陽縣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但是，像秦美容乃至阿萍姐這樣的人並不多。正如許多參觀二空醫院後的人們所說的：“柳州的經驗沒法學，我們沒有這樣的院長和醫生。”
我國目前擁有臨床衛生技術人員約５００萬，而疾病控製係統從事預防工作的專業人員僅１５．９萬（國家統計局資料２００３），而專職從事艾滋病防控的專職或兼職人員就更少，估計隻有整個防疫係統人數的１０％或更低。如果能讓臨床醫生也參加艾滋病防治的宣傳和幹預工作，即使他們隻抽出很少的時間，也等於把防控工作的隊伍擴大了很多倍。同時，醫生不但有接觸病人和高危人群的條件，而且和病人之間還有一種特殊的“信任基礎”，艾滋病常常涉及一些極其敏感的隱私，病人往往更願意向醫生傾訴，並從專業的角度聽取醫生的忠告。這一切，都有利於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開展。
但是，雖然有這些有利條件，目前臨床醫生介入艾滋病預防和幹預工作的人並不多，他們的作用並沒有充分發揮。原因一方麵是醫生主觀上的，包括他們艾滋病專業知識不足、對感染者和病人有歧視心理等等，而另一方麵則是政策和製度上的缺陷，缺乏激勵措施和補償機製（阿萍姐反映的大多數問題即屬於此），職業暴露的補償空洞而原則，醫療點分布不盡合理，造成一些醫生負荷太重，部門之間不協調等等。這些問題顯然是有關方麵應該注意和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