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種工作，也怕終於像古人那樣，不能十分奏效的罷，因為這實在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它於青蟲，隻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螫，即告成功。
而我們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
但知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峰”“極峰”：即最高統治者。舊時官僚政客對最高統治者的媚稱。下至“特殊知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就現在而言，竊以為除了遺老的聖經賢傳法，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進研究室主義：一九一九年七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稍後又提出學者“進研究室”“整理國故”的口號。
莫談國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實行恐怖政策，密探到處都是，茶館酒肆裏多貼有“莫談國事”的字條，某些文人也把“莫談國事”當作處世格言。
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不要看不要聽不要動。語出《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文學家和茶攤老板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之外，委實還沒有更好，更完全，更無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學生的特別發見，其實也並未軼出了前賢的範圍。
那麼，又要“禮失而求諸野”了。夷人，現在因為想去取法，姑且稱之為外國，他那裏，可有較好的法子麼？可惜，也沒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準集會，不許開口之類，和我們中華並沒有什麼很不同。然亦可見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無華夷之限也。猛獸是單獨的，牛羊則結隊；野牛的大隊，就會排角成城以禦強敵了，但拉開一匹，定隻能牟牟地叫。人民與牛馬同流，——此就中國而言，夷人別有分類法雲，——治之之道，自然應該禁止集合：這方法是對的。其次要防說話。人能說話，已經是禍胎了，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所以蒼頡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對，而況於官？猴子不會說話，猴界即向無風潮，——可是猴界中也沒有官，但這又作別論，——確應該虛心取法，反樸歸真，則口且不開，文章自滅：這方法也是對的。然而上文也不過就理論而言，至於實效，卻依然是難說。最顯著的例，是連那麼專製的俄國，而尼古拉二世“龍禦上賓”尼古拉二世（1868—1918）：帝俄羅曼諾夫王朝最後的一個皇帝，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推翻，次年七月十七日被處死。“龍禦上賓”，舊時指皇帝逝世，意即乘龍仙去。典出《史記·封禪書》。之後，羅馬諾夫氏竟已“覆宗絕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點就在雖有二大良法，而還缺其一，便是：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
於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支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著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闊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禦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於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闊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
假使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嗬！這時再不必用什麼製帽勳章來表明闊人和窄人了，隻要一看頭之有無，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區別。並且也不至於再鬧什麼革命，共和，會議等等的亂子了，單是電報，就要省下許多許多來。古人畢竟聰明，仿佛早想到過這樣的東西，《山海經》上就記載著一種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沒有了能想的頭，卻還活著，“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這一點想得很周到，否則他怎麼看，怎麼吃呢，——實在是很值得奉為師法的。假使我們的國民都能這樣，闊人又何等安全快樂？但他又“執幹戚而舞”，則似乎還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專為闊人圖便利而設的理想底好國民又不同。陶潛先生又有詩道：“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連這位貌似曠達的老隱士也這麼說，可見無頭也會仍有猛誌，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識階級”的國民，也許有特在例外的希望；況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後，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麼難問題。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