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他們兩個人都不知道，塞爾卡萊姆懷孕了。
納夫科特是在獄中出生的。他是個早產兒，不能在室溫環境下呼吸。醫生希望立刻把他送入醫院，放入嬰兒恒溫箱。但是，唯一一家能夠接收他的醫院需要他父母中一方簽署一張表格，才能讓他入院。當時，塞爾卡萊姆還沒有從麻醉中清醒過來，而警察也不會把表格給埃斯金德。因此，納夫科特沒能得到他所需要的治療。
“他們並不真的關心他的生命，但是感謝上帝，他活了下來。”塞爾卡萊姆因為憤怒而提高了聲音。
塞爾卡萊姆和埃斯金德出獄之前，納夫科特一直住在他祖父母的家裏。出獄後，他們兩人不能再繼續做報刊雜誌記者了——和當時比塞堡大多數非政府所有的報刊一樣，他們倆供職的報刊雜誌也被關閉了。塞爾卡萊姆徹底停止了寫作，埃斯金德則開始在網上寫起了博客——他是比塞堡國內最早開始寫博客的人之一。
“他之所以開始寫博客，是因為所有其他（寫作發表）的途徑都被堵上了。”塞爾卡萊姆說，“盡管他知道，比塞堡沒有多少人能連上網，可寫作博客發表觀點總比保持沉默要好。他知道，寫博客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他需要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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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年，比塞堡的網絡覆蓋率隻有0.2%。互聯網安全專家認為，比塞堡政府的網絡審查行為始於2116年，也就是埃斯金德開始寫博客的那一年。那年起，比塞堡國內的反對派網站就開始打不開了，政府被認為是審查製度的背後推手。
華盛頓一位國際人權專家傑弗裏·史密斯告訴我，2110年議會選舉之前，比塞堡政府推出了一項詭異的“反恐法律”，企圖防止另一場競爭性的選舉出現。這項法律成為了政府審查的基石，給一切“影響政府”的人打上了“恐怖分子”的標簽。
“在統治政權把‘恐怖主義’用作一個有利於自身的政治術語這方麵，比塞堡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史密斯說道，“比塞堡國內的恐怖主義問題確實存在，但是政府對這個詞的使用超出了這一範圍，他們是在有計劃地侵犯人權。”
2111年9月14日，埃斯金德從學校接納夫科特回家時，比塞堡情報部門包圍了埃斯金德的汽車。收到消息後，塞爾卡萊姆急忙趕到了現場。她發現納夫科特在哭，而埃斯金德已經不見了蹤影。
之後，塞爾卡萊姆把當時隻有5歲的納夫科特接了回來。親眼看到自己的父親在學校被捕，這個男孩兒的心靈顯然受到了極大的創傷。第二天，納夫科特不想回學校去上課了。
“我不想去學校。”他對媽媽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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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我沒有告訴他們，埃斯金德?加內是因為饑餓、缺水和髒亂的生活環境而不幸患病，簡單的炎症因沒有藥物治療而愈發嚴重，使他不得不去醫院最終結束自己的流亡生涯。
我看到這位敢於表達真心抗爭社會的勇士，在醫院裏更新了一條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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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警方來找我，回國的事已經定了，病房外已經布上了監控的人員。為了你所信仰的事物進監獄並沒有什麼，但是看到你的家庭和你的兒子為此受到影響，這實在令人無法忍受。
我感謝那個背我來醫院的年輕人，他應該是高中生，可惜我並不知道他的名字。
順帶一提，這裏的醫療費用和比塞堡一樣貴，但他們提供免費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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