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說，有人勸父親說，一個孕婦帶著一群孩子，在日本統治區怎麼生活？建議父親暫到美國任教，並說在美國也可宣傳抗日，爭取國際援助，而且美國很多知名大學都會樂於聘請他。後來母親告訴我：“你父親不會去，我了解他，他太愛祖國的河山了。他太愛自己的同胞了。他太愛他的學生了。平時還可能，但是在危難之時他怎麼舍得離開他們！”母親知道父親是對的。她承擔了一切。也許她未曾料到抗日戰爭持續了這麼長，也許當時她未曾料到生活是如此，如此的艱辛。
在抗日的將士流盡了他們的最後一滴血以後，日本鬼子端著刺刀，大踏步地進了北京城。
父親帶著全家離開了那個小小的四合院，到了天津，暫住在由姑母處借來的半套房子裏，那裏是英租界，相對比較安全。
那個小小的四合院我以後再沒有去過，但父親書房的燈光卻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裏。
行前，父親把我和姐姐安排在就近的一個小學讀書，還帶母親走訪了一些親友，請他們多加關照。在一個陰暗晚秋的淩晨，他留下自己的愛妻和子女，隻身走了。
父親以他自己的行動教育了我，在自己心靈深處要永遠把祖國，把人民放在第一位，這是我永生銘刻在心的。
抗戰八年，對那些在貧困線上掙紮和在苦難中煎熬著的人們來說，實在是太漫長了。
父親走後的最初幾年，我們靠家庭早年的積蓄生活，積蓄用光了，母親把父親給她的幾件定情的首飾都賣了。姐姐有很高的繪畫天賦，她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藝術學院，為了養家，她失學了。姐姐後來做了中學教員。抗日的最後兩年全家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多少個深夜，當我從夢中醒來時，聽到母親洗衣服擦板發出格格的有節奏的聲音，至今這個聲音仍震顫著我的心。
我們學校離家較遠，中午帶飯盒由母親裝好，通常是一個小窩頭，兩塊白薯和一小塊鹹魚。很多次在課間操時（上午十點）我就把那些東西吃光了。記得是一個中午，我靠在牆腳下曬太陽。已經是初夏了，天還是那麼冷，同學們呼喚我去打乒乓球，我真想露兩手，可是我感到身子很軟，站起來又坐下了。那年我十五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向母親說過我的饑餓，我知道由於母親的偏愛，全家我是吃得最多的。
由於貧困，母親患了多種疾病，關節炎，脬腫，糖尿病，小便失禁等等。有些病到她的生命盡頭也沒有醫好。
雖然苦，但大家都有一個信念，中國人一定會戰勝日本鬼子，法西斯必定滅亡。全家好像和日本鬼子比賽，看誰活得長。
父親的來信是全家最大的喜事，每人都要看很多遍，信中傾訴了他對妻子，子女的思念之情，工作情況，最後總要告訴我們一些抗日勝利的喜訊。
父親生活自理能力較差，才離開妻子可能會感到諸多的不便。但更重要的是他對親人的思念，尤其是想到數千裏之外親人在受著苦難時，這些不知怎樣折磨著他。
十多年前，一次我出差時在軟臥車箱裏碰到一位老先生，從我的同事那裏他知道我姓潘。可能我長得像父親，他問：“你認識潘承孝教授麼？”我說：“正是家父。”他非常激動，站起來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抗戰時他在位於陝西城固縣古路壩的西北工學院讀書，談到父親的一些往事，幾次淚水在眼眶裏轉。後來我告訴了父親，他說：“那時大家都離鄉背井，師生之間感情很深。”
1945年9月3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了。全民歡騰和喜悅中迎來了一個個接收大員。遺憾的是這些衣錦還鄉，西服革履的接收大員不久老百姓就稱他們為“劫搜大員”了。
父親在勝利後約兩個月，把學校的事料理妥當後，先到上海看望了我的祖父，然後乘“蔡鍔號”船抵達天津。全家都去碼頭迎接別離了八年的父親。
父親身著藍布長衫，腳下一雙布鞋。迎接他的人不少，第二天全國各大報都登了潘承孝院長抵達津門的消息。
父親和母親說了一夜的話。他們房間的電燈很晚還亮著。八年時間母親承擔了一切艱辛，這是可貴的。然而更可貴的是她竟無一句怨言。
父親帶回來三個箱子，兩個褪了色的布箱子和一個棕箱子（後來我去陝南出差，才知道那是漢中的土產）。孩子們都好奇，想看看這三個土裏土氣的箱子裏放著什麼寶貝。箱子打開後，孩子們都有點失望，原來稀奇物件一個也沒有。父親送給我兩個圓潤半透明的石頭，他說是去新疆時由和田帶回來的。我一直留著，直到文革期間連命都顧不上的時候才丟了。
一位父親的同事說：“你父親的薪金不低，他平日省吃儉用，錢都存銀行了，鈔票貶值，錢都存沒了。”我又問：“父親為什麼這身打扮？”他說：“你不懂，這叫名士派頭。”後來我告訴母親，母親說：“什麼名士派頭，他和我結婚時，大學才畢業，還不是名士呢，就這身打扮。”
此後父親留在北洋大學任教，以後還做過係主任和教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