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中央統戰部、公安部、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民政部於山東省煙台市召開會議，研究妥善處理“右派”問題。
1978年9月中旬在北京民族飯店召開關於為“右派”平反的第二次會議，並於1978年9月17日通過“五十五號文件”，決定為“右派”徹底平反。
他的黨內在上層任職的好友在煙台會議後很快告訴他這一喜訊，此外很快又由多渠道接到將為他徹底平反並另有任用的好消息。
1978年夏，大約七月份的某一天他接到通知，讓他第二天去石油部一趟。他按時趕到，敲門進了指定他去的辦公室，一看幾位部裏領導已在等他。各級領導一一與他握手。一位主要領導拍著他的肩膀對他說：“21年沉冤你熬過來不容易。”那位領導還講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難。最後告訴他：“你的冤屈就要平反了。你先去國外看看，要學習人家先進的知識。”並把出國訪問團的團長叫來，還說：“出國時你們有事多商量。”1978年9月25日到10月20日，他們團一行十人去加拿大參觀訪問，回國後並由他動手寫了考察總結報告，他記得報告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一個“摘帽右派”也能出國？在群眾中引起一些猜測和議論。為右派平反的55號文輾轉到基層已比較晚了。他看到55號文後，立即於1979年1月寫了“對我57年問題的申訴”，實際他的“右派”冤案已於1978年11月得到徹底平反，恢複黨籍。
當時他所在的單位管道勘察設計研究院組織部門某科長找他並正式告訴他“平反”及“恢複黨籍”的消息，還給他看了上麵的批文。最後那位科長對他說：“今後還要夾著尾巴做人”，算是贈言，他說：“謝謝你的贈言，我也送你一句贈言，今後咱們更要堂堂正正做人，尤其你管人事的，手中有權，這句話可能更重要的”，那位科長半晌說不出話來。
消息傳出後朋友們都來向他表示祝賀。幾天後他調往管道局任總工程師。他和妻子互相鼓勵，要加倍努力工作，把失去的大好時光奪過來。
1978年12月中旬召開的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大多數有識之士認為其曆史意義決不低於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的統治，從形式上結束了帝製的重大意義。辛亥革命至今，外有強敵入侵，國內兩千餘年的封建帝製的深厚影響，走向共和談何容易。中華民族在一波三折中艱難前進。老百姓飽受苦難，多少為民主、共和而奮鬥的烈士犧牲了，而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上似乎有填不滿埋葬烈士屍體的深坑。
小平以後，曆史發展至今，廣大人民已看到民族複興的曙光。他與妻子，有時與老朋友聚會時總是頻頻為民族的複興幹杯，並慶幸中國出了偉人鄧小平。
悠悠往事如雲煙，回憶往事有時似在眼前，有時又恍如隔世。
願世世代代永遠記住曆史的這一段。
回憶父親
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前的幾年時間，父親在北平工學院任教並任機械係係主任。全家住在北京西城區西廊下的一個小四合院裏。父親上班，母親操勞家務，三個姐姐上學，我當時隻有幾歲，在家中玩耍，還有兩個妹妹隻有一兩歲，全家過著溫馨而安寧的生活。
四合院的正房是飯廳，還有兩間臥房，父親住在裏間，我和媽媽住外間。西廂房是姐姐住著，東廂房是父親的書房。每晚母親催我上床睡覺時，父親書房的燈總是亮著的，竟無一次例外。父親的書房母親是嚴禁我去搗亂的，受好奇心的驅使，終於有一天我按捺不住，輕輕把書房門推開，我張大眼睛看，原來四壁書架上都放滿了書，桌上也堆滿了書，父親低頭正在寫什麼，看我進來，他摸著我的頭對我說，你來了就做點事吧，讓我在他看過的文件上打了一個印記。我記得，我把好幾個印記的方向都打反了。
這期間，日本鬼子步步緊逼，時局十分緊張。父親和他的朋友們常常談到深夜，有時聲調激昂，有時又憂心忡忡。
一天晚飯的時候，父親打開了一瓶酒，而且喜形於色，這時聽到遠處有隱隱約約的鞭炮聲，接著近處不知誰家又放了一掛鞭。我問父親，今天是什麼節，父親說，今天這個節比什麼節都重要，全民聯合起來了，打日本鬼子。後來知道這是國共聯合發表抗日宣言的日子。
盧溝橋事變終於爆發了。
我於1932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小。事變發生時，我正讀小學一年級。那天教師給我們講了中國大刀隊殺日本鬼子的故事，還講了“最後一課”。那是一位法國作家用兒童的口氣寫的反對德國侵略的短文。最後教師用嘶啞的聲音，聲淚俱下地說：“我們決不作亡國奴！”同學們都哭了。
學校動員大家給前線將士寫慰問信，送慰問袋。
回家後，我和姐姐忙著做慰問袋，並用平時省下來的幾個銅板買了些慰問品，那天我很晚才睡，母親也沒催我上床睡覺。
那天母親與父親焦急地，緊張地討論到很晚。京津高校師生準備遷往抗日後方，萬眾一心，喊出了“我們決不作亡國奴！我們要鬥爭到底！”當時母親正在妊娠期間（懷著我弟弟），我們也都太小，難以跋山涉水，又怕影響大隊人馬前進，最後決定父親隻身前往，母親帶著我們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