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作家具是什麼風格？
明清兩代，家具的生產蓬勃發展，全國各地都有作坊進行生產。而家具業比較發達，產品比較著名的地區，主要集中在蘇州、廣州、北京、徽州、寧波、福州、揚州、惠州、山西等地，由於各個地區地理環境、審美習慣和文化傳統等方麵的差異，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家具風格，其中以蘇作（蘇州製作）、廣作（廣州製作）、京作（北京製作）最為著名，曆來有“三作”之稱，它們各自代表本地區的風格特點，被稱為明清家具的三大名作。
蘇作家具的形成和發展與蘇州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元代時蘇州就是江南地區的中心城市，城市中有河道淤塞，“人皆聚閭而居，開鑿為難”的說法，不難想象人口多、密度大的盛況。明代時又是江南一大都會，唐伯虎曾有詩雲：“世間樂土是吳中，……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清代前期和中期這一帶曾經是全中國最繁盛的商業地區，清代乾隆年間的名畫《姑蘇繁華圖》《盛世滋生圖》都表現了當時蘇州閶門至楓橋的十裏長街，萬商雲集的盛況。明清兩代，蘇州地區生產的絲織、刺繡、印染、漆器、玉器、家具和桃花塢木版畫等，聞名遐邇。明張瀚《鬆窗夢語·百工記》記載：“江南之侈，尤莫過於三吳……吳製器而美，以為非美弗珍也……四方貴吳，而吳益工於器。”文獻中所謂“三吳”，指蘇州與吳興、常州，以蘇州為首。所謂“製器”，也包括家具製作。
除了經濟因素外，蘇作家具的發展和風格的形成，還與蘇州地區高度發展的文化藝術及特定的文化環境有密切關係。中國古代繪畫史上的吳門畫派，就誕生於此地，明代吳門派四大家沈周、文微明、唐寅、仇英都在蘇州生活過很長時間。明清時期，蘇州地區園林遍布，秀甲天下，一時文人彙集，物華天寶，人傑地靈。誠如沈朝初《憶江南》所寫：“蘇州好，城裏半園亭。”造園成為蘇州的一種時尚。明清時期蘇州城共有園林二百多處，為全國之首。許多園林為文人所構築，如唐寅、文震亨、段玉裁、汪琬、薛雪、袁學瀾等名士皆在蘇州有園。這些文人上大夫追求高逸脫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花草，對蘇作家具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特別是明代文震亨的《長物誌》、屠隆的《考盤餘事》及清代李漁的《閑情偶寄》，這三部書對明清家具進行了品評和總結，推動了蘇作家具藝術水平的提高。蘇作家具之所以脫穎而出，流風彌漫，確實可以說是這種文化背景之下孕育的結果。
中國古代家具中，蘇作家具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蘇作家具的形成和發展，較多地繼承了宋代家具的文化傳統，從而形成了線條流暢、結構合理、風格大方、造型優美的藝術風格。明式家具的產生和發展，主要的地域範圍在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這從傳世家具實物以及文獻記載中都可以證實，這一地區的明式家具持續著鮮明獨特的風格。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生產，但從產品上不難看出隻有蘇州地區的風格特點和工藝技術最具底蘊。這種風格鮮明的江南家具，得到廣泛喜愛，人們把蘇作家具看成是明式家具的正宗，也稱它為“蘇式家具”。在明永樂帝遷都北京後，源源不斷的蘇作家具，通過大運河進入北京，它不僅成為皇宮的家具主體，還影響了京作家具。在經過明代的輝煌之後，到了清早期，蘇作家具還在國內家具業中占上風。到了雍、乾時期，南方的“廣作家具”逐漸流行，蘇作家具日益式微。此時黃花梨材料業已用竭，蘇作家具改用紅木。隨著製作規模和影響力的滑坡，它轉向了普通的家具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