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天，每天聆聽一些作家學者精彩的授課。《人民文學》編輯部的程樹臻、崔道怡、韓作榮、楊兆祥老師。上海一些著名的作家、美學家都在場。他們分別是葉辛、賈植芳、蔣孔陽、江增培等老師，以及《小說界》、《萌芽》、《文藝報》編輯部的老師們。聽他們講課，真有那種“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就是在這次筆會上，葉辛老師說他正在寫一部反映知青從雲南返回大上海之後的電視劇，第二年，電視劇《孽債》在全國熱播。當時二十幾歲的年齡，熱情高漲，與這些老師們簽名，合影留念，熱血沸騰。簽名過後，一雙白色運動鞋已被踩得不成樣子，牛仔風衣也少了一顆紐扣，可心裏照樣美不勝收。
幾天下來，參加筆會的人也混熟了。天南海北的人聚在一起神侃，大夥南腔北調，一會模仿東北話，一會學說廣東話，嘰嘰喳喳，笑作一團。當時，我已經懷孕一個月，雖然從身材上看不出來，但妊娠反應正厲害，我們同屋的幾個女孩，一個是東北的賈慧敏，一個是廣西的蔡紅，另一個是蘇州的侯小玲，幾個人搶著幫我打飯打水，弄得我倒挺不好意思。每天下午，早早吃過晚飯，三三兩兩便相跟著去逛南京路。從五角廣場坐車，途經同濟大學校門口時，便要扒在車窗口貪婪地張望。賈慧敏有個朋友在同濟大學道橋係進修，把我們羨慕得要死。想想人家那才叫幸福和驕傲。
南京路十裏長街，盡管是晚上，仍然是車如流水，人如潮湧。女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愛好——逛街，這種愛好不分年齡，不分地域，不分膚色。
我們四個人牽著手，從南京東路一直到南京西路，上海時裝公司、上海綢緞店、老鳳祥銀樓等知名商店一個也不放過。站在商場的試衣鏡前，穿哪件衣服，鏡子中都會映出一個千嬌百媚的女人，恨不得把那些商場都搬回家，隻可惜自己囊中羞澀。就快到靜安寺了，幾個人才異口同聲嚷起來，不能再逛了。同出來的人約好，大家最後在外灘彙合，一塊兒乘車回去。這一路看下來，眼睛都看直了，怪不得有人說不到南京路等於沒來上海。等我們匆匆趕到外灘，同來的人已經等急了，笑著道歉過後，大家卻並不急著走。我們站在外灘，癡癡地看著黃浦江麵上點點燈光，感受著撲麵而來的潮濕的江風的撫摸。那看上去很平靜的江水見證著大上海達官顯貴、平民百姓多少痛苦與歡笑，歡樂與哀愁啊！它默默地包容著一切。我們依依不舍踏上最後一班車時，南京路上仍是燈光通明，亮如白晝，就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樣“車如流水馬如龍”。
接下來的一天下午，按會議日程應該是交稿討論。可湖南一個叫胡友書的早早就承諾請我們吃西餐，於是，便大著膽子將稿件交給廣西的蔡紅代交。幾個人又從五角廣場上車駛往外灘。胡友書帶著我們在福州路185號，也就是上海市公安局找到他的一個朋友，他這個朋友好像是公安局消防處的處長，人長得高大又很熱情，見麵先是散了一通名片，安排完手頭的事務後便熱情相邀我們幾個到外灘吃肯德基。胡友書真狡猾，請吃飯原是借花獻佛。1992年，即使在上海，肯德基也不多。我們坐在寬敞明亮的大廳，看著那麼多人在走動在用餐，卻靜悄悄的，幾乎不發出什麼聲音。人們優雅地喝著飲料吃著東西，還有人端著盤子在找位子。這一切與我們生活的城市，那油膩膩的餐桌和猜拳的吆喝聲是多麼不一樣啊！
一份兒土豆泥，一份兒肯德雞，一杯飲料，還有一份兒似乎是茴子白和紅蘿卜剁碎了以後加工成的，不知是什麼東西，將我們喂得飽飽的。
胡友書的朋友告訴我們，東西吃不了可以打包帶走，我們都感到很驚奇。
服務員用裝盒飯的盒子將剩下的幾份兒肯德雞裝好，微笑著遞給我們。
大概是第一次吃肯德基的緣故吧，每每想起便覺口有餘香，這些年有機會吃卻怎麼也吃不出那個味道。站在黃浦江邊，胡友書這個上海朋友給我們娓娓講解著哪裏是舊上海的黃浦公園，當初“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的牌子就是在這裏懸掛，引起中國人民的滿腔憤怒，又指點著告訴我們分辨蘇州河和黃浦江的訣竅。這麼多年過去了，熱情的上海朋友，你還好嗎？
接下來一發而不可收，到老城隍廟尋找上海小吃，觀賞浦東。不過，那時浦東卻沒什麼看頭，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房屋，窗戶外的鐵絲上晾著內衣內褲什麼的，有些房子看上去還有些破爛不堪，灰眉土臉的。
此後再沒到過上海，現在的浦東一定已經變得讓我不敢相認了。
然而，不管是逛南京路，還是吃肯德雞，抑或到老城隍廟，這些遊興都按捺不住一種願望，那就是到複旦校園裏轉一轉，好好看看這座名校的風采。沒曾想這個願望到臨走也沒實現。有好幾次，當時複旦大學中文係作家班的李永礦答應帶我們宿舍的幾個女孩兒到校園轉一轉，現在記不清由於什麼原因，每次都未成行。有一次已經說好，並且在路邊等公交車，那公交車卻終究沒來，讓我們竹籃打水空歡喜一場。宿舍的另外三個人見公交車沒來，又興高采烈地去幹別的事，唯有我心中最失落。當時就想一定要去複旦中文係作家班，李永礦也答應幫忙聯係，有九成把握。他還說，他明年就要畢業了，不過，他不打算回安徽老家，他要留下來到浦東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