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合作以生產我們所需要的物品；有些人作這件事，有些人作別件事，但是生產品的分配是極幼稚，極不合理的。這很象我們都去工作，製造一大袋我們所需要的物品，每人辛勤工作，使袋充滿，於是群起爭鬥，看誰爭得袋中的物品。強有力的自私的人所得過於所需，軟弱的謙讓的人所得極少，或竟毫無所得。這是缺乏同情及意識的表示。
良知即所謂“道德的意識”。它存在於我們的心中，幫助我們辨別是非。良知在野蠻人中是極弱的，有許多差不多沒有是非的觀念。勃爾頓說：“東非洲人是沒有良知的。所謂反悔不過是悔恨錯失犯罪的機會。能劫掠及殘殺者為英雄，犯罪愈殘忍者推尊愈甚。”
達爾文稱良知為“人類一切本能中之最高貴者”。這一種本能比他種本能更足使人類示別於別種動物。人的良知經過長時間的培養，能控製自己，使他的欲望完全聽命。除了在特殊情形之內，餓者不會再想偷竊食物，受害者也不致殘酷地複仇。在高尚的人中，一切本能都服從良知的命令——責任發言時，一切私欲都啞口無言了。
求進步的願望（兼指個人的及種族的而言），在野蠻人中是極欠缺的。目前有許多野蠻人所處的情境還同數世紀之前初發現時相同。我們容易以為進步是人類自然的狀態，但是不是如此的。
古人並不看重這個觀念。即在今日，大部分人類並無改良自身、風俗或製度的願望。即在文明人中，改革家常受猜疑，認為和平之騷擾者，在人性中有一種靜止的基本傾向，即使不是靜止，至少是轉圈子。野蠻人是受這種傾向的宰製的。野蠻人造屋用他祖先造屋的方法，想祖先在一千年前所想的思想。貝克爵士（Sir Samuel Baker）在論“尼羅河流域的種族”一文中指出非洲中部的每一部落都有他自己的形式特別的草屋，然而各部落的草屋，其形式之永遠不變正象鳥類的窩一樣。他們的服裝、言語、風俗和宗教都是如此。
克裏克印度人（Creek Indians）笑那些向他們提議改革生活的風俗和習慣的人。豪沙（Houssa）的黑人說：“因為我的父親效法祖父做的事，我也做相同的事。”利文斯通（Livingstone）談起幾種非洲的土人：“我往往把鐵匙送給他們，雖然他們很愛鐵匙，但是並不能更改他們用手取物吃的習慣。他們用匙取乳，但是不用匙傾乳口中，他們把乳注在左手中，湊近嘴吃。”泰魯（Tylor）說底克斯人（Dyaks，Bornes島的工人）非常反對改變他們的任何習慣，連有人用白人的方法砍伐樹木也要反對。能夠改變，且認改變為人類的適宜的活動者，隻有幾個種族，而且在這些特別的種族中也隻有寥寥的數個人。
在人類進化的時期中，人性中的各種本能沒有一種比人道的本能有更大的發展的。人道就是“胞與”的精神。凡人都是同胞。他們應當互相有同伴的感情，即兄弟之間所有的同情和一致的感情。我們都來自相同的生命的源泉，我們都同樣的易感受苦痛，同樣的有弱點，走入同樣的最後命運。我們應當互相挽著手，我們應當結伴。
現在的世界是一灰色的世界。我們就算不互相為難，還有不少的憂慮——如饑餓、火災、地震、風浪、疾病、死亡等等的憂慮。我們應當互相信托，互相親愛，互相同情和扶助，忍耐和寬恕。
下文是從達爾文的書中引來的：“當人類進化，由小部落聯合為大國時，各個人應當知道一些最簡單的道理，就是應當擴大他的同情對待全國的人，雖然那些人和他並不相識。這一點是已經達到了，隻是還有一種障礙，阻止他的同情擴張到對待各國的人。經驗指示我們，倘若這種人的容貌或習慣同我們有極大的差異，要經過長時期後我們才會把他們看作我們的友伴。”
“超出於人類範圍之外的同情——這就是對於別種動物的仁慈，似乎是最近獲得的善性之一。野蠻人除了對待他所寵愛的動物外不會有這種同情。這是一種最可貴的德行，是在我們的同情逐漸擴大，逐漸溫柔時所發生的，直到後來他們擴大到對待一切有知覺的動物。這種德行一經有人實行和尊敬，即由示範和教導傳達於青年，到後來無形之間變為公眾的輿論。”
慈悲主義是用以稱高等的仁愛，即仁愛之心推及於全動物界。慈悲主義是人類同情的最後目標。同情的本能以對於部落中人為起點，由部落而擴大到同盟，由同盟而擴大到國家，由國家而擴大到同種，由同種而擴大到異種。它一方麵在人類中不絕的變為濃厚和深切，一方麵不絕的擴張到地球上的萬物。它最後達於感情的最遠的邊境。凡是有病痛的人和動物的地方，人類的同情將如天使般的去安慰他，醫治他——且降臨到踏在我們的腳下的，生長在草中，地中和深水中的那些為我們所忽視，但是知道苦樂的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