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一虎一席談》中，盧俊卿用死刑犯臨刑前的捐款來為自己做辯解。但後者的行為一目了然，而前者一與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產生聯係，就讓人對慈善機構的權力腐敗、不透明、監管不力等想入非非，於是盧氏父女的高調做慈善在公眾眼中就成了石述思所說的“是做生意呢，還是做生意呢，還是做生意呢？”而舍近求遠，到非洲而不是在國內捐助希望工程也被解讀為，打著慈善的名號幫助富人免稅將財產轉移到國外。其實被質疑做慈善動機不純在盧氏父女並不是首例。早在2009年，福建首富陳發樹宣布將捐出八十億打造中國“蓋茨基金”時就引發了很大爭議。爭議的焦點也在於陳發樹的企業當時正麵臨偷稅漏稅問題，在這時提出捐款是否隻是為了避稅？以慈善為名，隻為避稅或盈利，當然不應寬恕，不過問題是，在這些關於慈善的討論中，做慈善的動機往往被與企業的發家史聯係在一起。這讓我產生一個疑惑：大家是真想跟善款來源較真，還是對官方監管機構的不信任，已經讓他們成了驚弓之鳥，總要“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之？
在對當今慈善大失所望的同時，微博上開始轉發起這樣的帖子：“中國紅十字會還是幹過很多好事的！設立了很多醫院，寧波時疫醫院、仁濟醫院，救助傷病者無數！又設立上海虹口平民時疫醫院，窮人和重病住院，醫治手術醫藥住院費用一概全免！他們還投身教育，創辦很多學校，向學校捐款……哦！對不起！這說的是1931年，當時紅十字會副會長，叫杜月莖。”這引起很多感慨“今不如昔”的人的共鳴。當年青幫大佬都能如此為慈善盡心盡力，相比之下，如今享受著公務員待遇的“人民公仆們”還有何顏麵見“江東父老”？此種轉發此種表達宣泄則宣泄矣，不過冷靜下來仔細分析會發現，其實際存在邏輯上的問題。雖然存在諸多腐敗，雖然工作重心不同，但賑災、救濟等工作，現在的紅十字會就沒有做過嗎？作為青幫老大，杜月莖做慈善的目的就那麼單純？為什麼同是做慈善，杜月莖就被當做正麵典型而備受推崇，盧俊卿們得到的隻是一片罵聲？這是像講述周處除三害的故事一樣，鼓勵浪子回頭、改過自新，還是隻是趕上民國熱的潮流，以追憶曆史表達對現實的不滿，寄托美好的理想？
魯迅在生命的最後時期寫的一篇文章《我要騙人》，其中提到了他為水災捐款的事情。雖然明知應為水災負責的是“水利局”，明知他們要求募捐的同時還會嫌數額太小，本該救助難民，卻以有害治安之名以機槍掃射之，但不忍傷害一個募捐的孩子，最終還是捐了一塊錢。“然而孩子們不知道，還在拚命地替死人募集生活費，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歡。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煙卷都不夠的。我明明知道，卻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裏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爛漫的孩子的歡喜罷了。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雖然講的不是專門的慈善機構，卻也道出那個時代的慈善工作並不是如想象般美好，那個時代的善款也同樣不知去向。
那麼拋開對曆史經由時間淨化了的想象，是什麼導致這種評價的差異？梳理紅十字在中國的發展曆史或可瞧出一些端倪。在目前的慈善機構中，中國紅十字是唯一創立於建國前的，其最初的創立同近代很多團體機構一樣是學習西方、追求現代化的產物。最初成立之目的一是擺脫中國的蠻夷形象，趕上世界的步伐，另一方麵因紅十字會是一個中立的組織，在戰爭中可以不論國籍，專事救護工作。也因後一個原因，在中國紅十字的前身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之時，清廷有意避免介入，使其最初的性質呈現為中外合辦的民間組織。此後各上台政權數次欲將其收為官管，而掌握資金的上海紳商們始終不妥協，堅持常議會選舉，建國之前的中國紅十字正是處於這樣官辦與民辦的博弈中。杜月莖從事慈善活動的1930年代，是紅會由民辦向官商共治過渡的階段。隨著戰爭的增多，經國民黨改組後的紅十字沿襲傳統，除了開展社會救濟、醫療衛生外，加大了戰地救護的力度。杜月莖投入諸多精力的正是醫療衛生工作。當然杜月莖做慈善的目的也並非那麼純粹，因當時隻有有身份地位的人才能得到蔣介石的青睞，而做慈善是一條快速提高自己名望和地位的捷徑。按理說，較之現在做慈善的人，其行善目的也好不到哪裏去，其善款更不清白。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褒貶明確的關於古今的對比？一方麵，大概在追求“虛名”與“實利”之間，人們總是比較容易接受前者。而更重要的是，當時廣告宣傳等商業手法還沒有發展起來，並不存在利用慈善進行商業運營的問題。
因商業行為而導致大家對慈善機構的目的有所質疑並非中國所獨有，即使運作已經相當成熟的“蓋茨基金”也多次被指利用慈善牟利。《洛杉磯時報》、《福布斯》等國外媒體都曾發文質疑，其以慈善之名，從事投資經營，增加自己的財富。這一點也是深諳基金運作內幕的郎鹹平著重提出需要警惕的一點。在製片方給出的《郎眼財經》被停播的那一期分析紅十字的節目的大綱中就提到：“如果紅十字會隻做救災、隻做戰場上的服務工作，那我相信會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問題是他現在成為一個壟斷的商業機構，成了品牌運營商、血液和骨髓的運營商、地產運營商。”也許這是整個現代慈善的問題，畢竟與富人賒粥式的傳統慈善方式不同，現代基金涉及中間複雜的運作及嚴密的監管機製，稍不留神就可能出岔子。而慈善基金可不可以進行商業運營也仍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如果盈利所得仍是用於慈善呢？隻不過在當今的中國，加上官方的背景，而缺少了監管和透明，缺少了敬畏之心和平等的態度（如陳光標之流，以為自己捐了錢就是老子），就很難不讓人產生懷疑了。說到底，這一場關於慈善價值觀的討論，最終還是指向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慈善體製。如《南方周末》總結的：“在中國，紅十字會已經異化為這樣一種組織一一它與權力體係走得太近，又與商業世界結交甚歡。這幾乎讓人們忘了它作為民間組織的中立、獨立的人道主義初衷。”如韓寒批評的：“官方牢牢控製著慈善機構，管理媒體，審計和司法又都是自己人，這便是中國所謂慈善機構的問題來源。”
所有的“圏”最後都是娛樂圏？
在這場慈善危機中，被卷進去的不僅是國字號的慈善機構，還有諸多或為尋求真相或為嘩眾取寵的媒體。8月初，當輿論的焦點全部轉向“7·23”動車事件而將郭美美逐漸淡忘的時候，寧夏衛視在《解碼財商》節目中推出對郭氏母女的獨家專訪。主持人郎鹹平極不專業的采訪技巧和呈現出來的為郭美美母女辯護、撇清的立場再度引發爭議。在整個采訪中，郎教授更像是一個演講者，急於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於眾，而不是通過采訪當事人獲得更多的信息。其表現出來的傾訴欲望遠遠大於郭氏母女，每當郭美美說不下去的時候，郎教授就迫不及待地替她補充說明，甚至時不時打斷被采訪對象的講述，來申明自己的觀點，乍一看還以為是郎鹹平在接受郭美美母女的采訪呢。網絡上很快就流傳起郎鹹平接受二百萬賄賂的消息，更有甚者稱其與郭美美母女關係曖昧。從常理分析，以郎鹹平的地位還不至於為區區二百萬失節。讓人不解的是：一檔致力於對財經事件進行深度評論的財經節目，為什麼會半路殺出來采訪郭美美母女？難道僅僅是想要搶個頭條？他有沒有想到以此種方式采訪郭美美母女的後果？還是隻是如閭丘露薇所說的，這就是一個失敗的新聞采訪案例？一向敢於說話的“郎大炮”怎麼也開始為謊言辯護，裹手裹腳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