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無論是捐助者還是受捐的高等學府都應當意識到，作為求知、成長、研究學問和交流思想的場所，大學校園畢竟不是國貿中心或金茂大廈，這裏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傳統與氛圍。就企業而言，在商言商雖沒有什麼錯，但赤裸裸地將教學樓當成廣告看板，從所引起的公眾反應來看，其宣傳效果也未見得好。一個真正聰明的企業家應當明白，在大學校園中收斂鋒芒，淡化商業色彩，本身就是一種成功的商品營銷和形象塑造。畢竟在知識的殿堂裏，無人不是謙卑的，本就應該常懷敬畏之心。
也有批評者發出不同聲音，質疑“偌大一個清華容不下一個真維斯”，認為對“真維斯樓”的種種非議，隻是文化人的心理自大症作祟而已：“服裝企業怎麼了？賣服裝就沒文化，就沒技術含量嗎？清華大學有商學院，培養了那麼多的MBA、EMBA的學生，都能做出比‘真維斯’更好的企業嗎？估計真維斯要是給他們一個谘詢項目，清華人也會屁顛屁顛地去做，不會拒絕到手的銀子吧，和企業合作，清華人就不銅臭了？”（湯夢娟《真維斯丟了誰的臉？》）
這番言論雖然混淆了大學與其“產品”，將合理利用資源和追逐金錢效用混為一談，但確實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得不承認，知識分子在冠名問題上的確更為敏感。這或許是因為知識分子對於“大學”二字的思考和感情，原本就較為深刻。雖然現在仍以“淨土”來要求高等學府未免不合時宜，但在大學精神和商業利益之間，依然橫亙著一條不能逾越的紅線。即使在一個被物質文明浸透和淹沒的時代，追求“風骨”和“斯文”仍然不過時。多保留幾個敏感和“自大”的文化人，更應該是一件幸事。
清華這麵鏡子
一百歲的清華大學，在校慶年裏接連遭遇數場紛爭，可能是此前誰也不曾預料到的。表麵上看來，校慶風波和“真維斯樓”關係不大，但其實兩者都與“如何建設真正的大學”這一命題密切相關。被推上風口浪尖的清華則成了一麵鏡子，照出的是當今大學的諸多困境與尷尬。
每當現實令我們感到困惑和茫然時，曆史常常能提供啟示。以“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一語為人所熟知的梅賄琦校長，主政清華數十年，深得師生信任，在學校的發展史上作出了重要貢獻，被讚譽為“清華永遠的校長”。在清華所推行的教育方針中，梅校長尤其看重通才教育。他認為大學所造就的不僅是某一領域的專門人才，而是“周聞洽見，本末兼賅，博而能約之通士”。即便是工學院或工科大學，也應該以造就“工業通才”為目標，“隻靠技術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因為發展工業，除了技術之外，更需要運用資本、組織原料和人力的知識，而這些知識來自人文社會科學，所以“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於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了解”。（梅貽琦《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因此在清華的課程設置上，梅貽琦主張第一年不分院係，實施通才教育，尤其應側重語言文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訓練。
工科出身的梅貽琦，本人就具有極高的文學和藝術修養，是他所推行的通才教育最佳的代言人。據他的秘書趙賡颶回憶，“梅校長寫字秀氣，畫圖幹淨；衣著床衾和書報用具，都整齊有序，生活在簡樸中有藝術。……聽音樂、看評劇、鑒別書畫、欣賞詩詞，都有極高的修養。他雖不寫文章，少講演，但平時看書的範圍很廣，除最新物理、工程等書報都經常研讀以外，本來四書爛熟，五經時常引用，史地、社會科學的基礎一點兒不忽略；最忙的時候，窗頭仍有英文《讀者文摘》與王國維《觀堂集林》。他學識豐富，見解卓越，與許多科的專門學人都能談得攏”。
事實上，通才教育的理念並非梅貽琦的一己之見，當時清華的教授們大多秉持相同的看法。曾長期擔任清華教務長的潘光旦認為“學校教育的目的不端在灌輸智識，而在培養一個囫圇的人。我們要承認每一個人是一個本體，是囫圇的，而不是零碎的；教育的對象是一個囫圇的人”。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也認為大學不是職業學校，不隻在訓練職業人才，“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就是器，或者說他是大器，但無論如何大總是一個器”。而大學的目標在於培養合乎理想的人，“就是對於世界社會有他自己的認識、看法，對已往及現在所有有價值的東西——文學、美術、音樂等都能欣賞，具備這些條件者就是一個‘人’。所以大學教育除了給人一專知識外，還養成一個清楚的腦子、熱烈的心，這樣他對社會才可以了解、判斷，對已往現在所有的有價值的東西才可以欣賞”。（馮友蘭《論大學教育》）
清華大學的鄰居北京大學，更早開始實施通才教育。“北大永遠的校長”蔡元培先生，向來主張大學要培養“融通文理兩課之界限”的“碩學宏材”。他認為對學生而言，“如果進入一所各科隻開設與其他學科完全分開的、隻有本科專業課程的大學，那對他的教育將是不利的。因為這樣一來，理科學生勢必放棄對哲學與文學的愛好，使他們失去了在這方麵的造詣機會。結果他的教育將受到機械論的支配，他最終會產生一種錯誤的認識，認為客觀上的社會存在形式是一回事，而主觀上的社會存在形式完全是另一回事，兩者截然無關。這將導致自私自利的社會或機械社會的發展”。因此，蔡元培決心打破不同知識領域的學生之間的障礙，在北大實行“廢科設係”的改革，並確立公共選修製度，以豐富學生的知識基礎。（蔡元培《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
這些教育專家之所以如此重視通才教育，不僅是為了建立完善的人才培養機製，更源於知識分子對於大學功用的認知。早在1921年，蔡元培就闡述過建設理想大學的途徑。在他看來，應該將中國的教育精神和西方的教育製度結合起來。關於中國的教育精神，蔡先生重點談到了孔子和墨子的“陶養德性”。關於西方的教育體係，他則提出了三種模式：英國教育重在培養學生的道德，德國教育注重培養專業人才，美國的大學則強調服務於社會。蔡先生指出，大學建設須將這幾個要素結合在一起，並形成自己的特色與優勢。也就是說，一個真正的大學，必須兼具陶養性情、培育道德、傳播知識和服務社會這四種職能，缺一不可。
梅貽琦先生也曾以清華為例，詳細闡釋過他對於大學之功用的看法：“學府之機構，自身亦正複有其新民之功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學們然為一方教化之重鎮，而就其聲教所暨者言之，則充其極可以為國家文化之中心，可以為國際思潮交流與朝宗之彙點。”在平常時期，憑借著師生之人格與言行舉止，大學為社會的表率。在非常時期，則發揮倡導之功。他因此得出結論：“一地之有一大學，猶一校之有教師也，學生以教師為表率，地方則以學府為表率，古人謂一鄉有一善士，則一鄉化之，況學府者應為四方善士之一大總彙乎？”（梅貽琦《大學一解》）
無論是蔡元培先生所強調的四種職能，還是梅貽琦所堅持的“為社會之表率”，在兩位校長的心目中，大學不僅是傳承專業知識的課堂，更應該成為精神溝通和思想交流的場所。在這裏爭論陳寅恪和鄧稼先誰的價值更高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大學原本就該為人類的一切精神財富敞開大門。與之相應地，大學也不應該成為任何一種學說或觀念獨霸的陣地。無論是商業還是政治對大學的滲透和占領，其實都與獨立、自由的大學精神相背離。當然，在當下嚴峻的教育環境中，以梅、蔡二位的標準來要求大學，或者已經不太現實，但至少我們必須意識到，什麼才是我們應當追求的目標。
1941年4月，在昆明躲避戰亂的清華大學迎來了建校三十周年。有美國學校在賀電中以“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來盛讚清華的發展之速。就在這個曆史的轉折點上，擔任清華校長已整整十年的梅貽琦，冷靜地寫下了《大學一解》，對自己的辦學理念做出了總結：“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則此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者也。”七十年過去了，當時正值壯年的清華，如今已是百歲老人。或許他可以暫且放慢飛速發展的步伐，放下“十年內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夢想，先仔細思考一下老校長所言“相位相育，相方相苞”的真正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