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黨”與“情懷黨”之爭，其實是當今中國思想領域內尖銳對立的直接體現。它雖然不是由清華校慶而引發，但因為與中國最重要的理工科學府扯上了關係，而愈加顯出了重要。沉浸在昔日榮光中的清華，倘若能從這場論爭中努力尋覓到正確的發展之路，或者比開多少次紀念大會都更有意義。
“真維斯樓”，可以不可以？
由百年校慶所引起的波瀾還未平息，僅僅一個月後，清華又陷入到了另一場輿論的旋渦之中。5月23日，走進第四教學樓的清華學生驚奇地發現，在教學樓的外牆上，突然多出了兩行金色的大字：“真維斯樓”和英文的“Jeanswest Building”，旁邊還懸掛著一塊牌匾，詳細介紹了這家“休閑服裝市場的領軍企業”。
中國最著名的學府直接將一家企業的名號掛在了傳道授業的教學樓上，這件事一經披露，便立那在網絡和其他媒體上掀起了軒然大波。輿論的密切關注和熱烈討論，以及截然相反的觀點對立，足以將一次看似普通的商業行為，演變成意味深長的“公眾話題”。
有不少人的第一反應，是為“真維斯樓”的出現而痛心疾首，認為清華此舉是向金錢投降，是大學獨立精神的喪失；有人質疑此事未經任何論證，其中或有不為人知的黑幕和交易。清華大學研究生會副主席餘瀟瀟便在微博上提問：“學校的決定在事先未進行任何公示的情況下就被執行或將被執行。學校是否應當反思，這種涉及麵極廣或影響力極大的決定在執行前應當廣泛征求下意見呢？”從清華幾天後匆匆將廣告牌匾摘下的行為來看，即便是在商業運作和行政管理的層麵，“真維斯樓”也是個非常失敗的案例。
更多的圍觀者則因為事件本身的突兀與荒唐，隻得以各種形式的惡搞來宣泄不滿和無奈。有清華學子便戲言，既然有這般“好事”，不能讓四教專美於前，應該給其他教學樓同等待遇：“自從四教改稱真維斯樓之後，各大國際國內品牌將紛紛入駐清華園，一教改稱美邦樓，二教改稱森馬樓，大禮堂改稱同仁堂……再後來，錄取通知書上那句話該要改成：清華歐萊雅，你值得擁有！”受此啟發，在清華的BBS和新浪微博的版麵上，“為教學樓冠名”的遊戲迅速地蔓延開來。人們懷著調侃的心態，用五花八門的商品品牌，為清華的各棟教學樓冠上了新名。有一條微博便對“改名”後的清華“合理”地進行了想象：“請問真維斯樓怎麼走啊？沿著雙彙大道，你看見三鹿報刊亭，到那邊左轉，走到蒙牛樓以後再往東走到茅台宿舍，穿過婦炎潔圖書館，再走一百米，就到了。順便說一句，你會經過杜蕾斯荷塘，那就是著名的《荷塘月色》的荷塘。”
如潮水般湧來的嘲笑和指責，讓出資命名的“真維斯”頗感委屈。“真維斯”品牌的擁有者、香港旭日集團的董事長楊釗日在接受采訪時，便直言“旭日集團捐助並冠名華東、貴州多所大學的教學樓都沒有引發質疑，為什麼進清華大學就有問題呢？是不是對‘真維斯’有歧視呢？”對反對之聲頗感意外的清華校方，也給出了類似的回應，認為給校園建築物命名是國內外學校籌資助學的通行做法，在清華也不無先例。早在2003年，台灣裕元集團捐助了清華大學第六教學樓的建設，“六教”便被命名為“裕元樓”。那時也沒什麼人提出質疑，為什麼一到“真維斯”便不可以了呢？
沿著這條思路，有人開始質疑，在反“真維斯樓”的諸多原因中，是否存在偏見或歧視？例如，其中是否有對一貫形象不佳的本土品牌的歧視？如果以“耐克”或“百事可樂”來命名“四教”，是不是反對的聲音會減少許多？或者，其中是否存在對廠家和產品的歧視？因為真維斯這個品牌不夠高級，生產的隻是檔次較低的休閑服裝，清華被其“收買”，就顯得有些掉價。如果是叫“勞力士樓”或“法拉利樓”，或者能配得上清華的身份，被接受的可能性較大？
麵對這一類的問題，很多反對“真維斯樓”的人都表示，並不存在對某個具體品牌的歧視。雖然品牌的檔次尚一些，名頭響覺一點，可能會讓整個事件的荒謬感有所減弱，但仍然讓人反感。說到底，大多數反對者的態度是基本一致的：這種明目張膽的商業行為就不應該出現在大學的校園裏。
大學的建築是否可以被冠名？這或許才是“真維斯樓”事件中最有討論意義的問題。正如清華校方在回應中所言，給校園建築物冠名確實是國內外大學通行的慣例，在辦學理念更為成熟的西方大學中，這種現象遠比中國普遍。就連著名的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校名，也是按照這種模式來確定的。因為地處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城，哈佛最初的名字便是“劍橋學院”。1638年伊曼紐爾學院的院長約翰-哈佛病逝，臨終前將一半的積蓄七百二十英鎊和四百餘冊圖書捐贈給學校。為了紀念他，次年學校便更名為哈佛學院。這位哈佛先生的大名，至今還鐫刻在大學的校徽上。耶魯的情況也差不多，當年東印度公司高層官員伊萊休·耶魯先生向這所教會學校捐贈了九捆貨物和四百一十七本書，便讓自己的名字成了這個常春藤名校的象征。
事實上，中國的大學也有類似的傳統。矗立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博雅塔，是由當時燕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的叔父捐資興建的，便以捐贈者的姓氏命名。現為北大校長辦公場所的貝公樓，原名叫做施德樓。其實“施德”與“貝公”都是同一個人，即美國傳教士James White Bashford，漢譯為貝施德。此人曾向燕京大學的前身彙文大學堂捐贈了大量的西文書籍，因此燕大標誌性的辦公樓落成後，便借用了他的名字。
而從1980年代以來，在中國隻要是稍微上點檔次的高校，恐怕就免不了會有一座“逸夫樓”。按照不完全的統計，全國名為“逸夫”的教學樓、圖書館和科技館已多達三千多個。甚至有人因此調侃，在中國要判斷一所大學的好壞，有一個特別簡單而且靠得住的方法，那就是看那裏有沒有一幢叫做“逸夫樓”的建築。近些年來，香港富商蒙元偉有後來居上之勢，清華、浙大、南開和南京大學校內，都有一棟頗為氣派的“蒙元偉樓”。
這些不同時代的捐贈者，不僅將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大學的建築上，而且與校園景觀融為一體，甚至成了名垂校史的風雅之事。而“真維斯樓”卻招致大範圍的反對或質疑，其中究竟是何緣故？
其實從以上所舉中外大學的成功事例不難看出，以人物的姓名而非企業名稱或品牌來冠名校園建築，一般不太會遭遇反感和非議。這兩種方式之間的區別在於，以人名來冠名，突出的是個人捐資助教的貢獻；而企業或品牌一旦參與進來，便無法擺脫“做廣告”的嫌疑。而且，人名所證明的是一個人的真實存在，附帶著溫度和情感；商品無論多麼昂貴高檔，永遠隻是一個冷冰冰的符號。我們知道一個叫邵逸夫的老者捐贈了一棟圖書館，可以為此心存感激，但並不一定要了解他背後的邵氏兄弟公司與TVB；坐在“蒙元偉樓”中看書聽課的學子，也不需要知道這位電器大王靠製造某某品牌的電飯煲發家。在歐美國家的大學裏，“隻冠人名”幾乎是一種定例。因此斯坦福大學內有“蓋茨樓”和“楊致遠樓”，並無“微軟樓”和“雅虎樓”，便是這個道理。
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大學與商業的關係，而在於這種關係是以什麼方式呈現。由於無序擴招、盲目擴容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年來大多數高校都麵臨著“很差錢”的窘境。在西方大學中，資金問題可依賴完善的校友會體係和教育基金解決，而在中國則不得不仰仗著國家有限的撥款。在捉襟見肘的經濟壓力下，要求大學固守清貧、遺世獨立並不現實。或許不少等米下鍋的高校還會暗暗嫉妒清華、北大，不用費盡唇舌地四處化緣，便有數以億計的捐款自動找上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