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讓於丹得以實現這種傳統與現代“無縫對接”的曆史語境同樣是中國經濟高速崛起的時代。也就是說，把這些傳統經典從曆史語境中抽離出來，套上“真空包裝袋”變成可以永不變質的“文化快餐”，以供現代人可以健康、方便地品嚐。這種看似對傳統文化的尊重，其實分享著80年代對於現代化的基本信念，隻是80年代現代生活還是遠方的海市蜃樓，而如今一部分中國人已經登上了高速飛馳的列車。
如果說傳統禮儀、文化修養為急速飛馳的列車提供一抹多姿多彩的“中國紅”（不是“紅色的革命中國”，而是喜慶的“中國結”），那麼得以登臨這趟高鐵的“乘客”卻是伴隨經濟起飛的“幸運兒”——新生都市中產者，他們用自己的文化消費支撐著大眾文化的景觀。如果由“傳統文化熱”進一步聯想到近幾年來同樣火熱的收藏熱（如電視中的鑒寶、藏寶欄目層出不窮）以及對古董、器物等物品所負載的曆史文化符號的津津樂道，可以看出文化的功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化、曆史記憶已經成為有產者家庭內景的私藏，成為品位、格調、教養的象征資本。於丹的橋梁作用在於，即使無法像收藏家那樣把負載文化價值的“藏品”變成家居擺設，也可以通過“發現你的心靈”的個人修為而變成“脫離低級趣味”的人。
這種具有“仁義年·智信”的儒家“五常”品德的人格魅力，也成為新世紀以來諸多熱播影視劇中英雄/成功人物的道德風範。如《大宅門》（2001年）、《龍票》（2003年）、《大染坊》（2006年）、《喬家大院》（2006年）、《闖關東》（2008年）等民國家族商業傳奇劇，紛紛講述中國近代商業奇才的經營之道，這些“成功”的中國商人（民族資產者的偕模）被賦予一種儒商的文化外衣，從而把白手起家的“美國夢”的故事有效地轉化為有中國特色的成功學。
有趣的是，這樣一種“仁義”、“以德服人”、“以和為貴”的儒商精神，恰好是通過重建父權製的封建大家庭來完成的，不再是魯迅、巴金等“五四”一代筆下的“吃人”、窒息的《家》，而是大丈夫開創家族輝煌史的豪邁（這種家族發展史又往往借助抗日戰爭而實現與民族國家認同的對接）。同樣的敘事邏輯也被用在了2011年歲末熱播的現實題材電視劇《下海》中，大哥陳誌平如父親般帶領著一幫兄弟姐妹經曆90年代到2000年十年的改革/“下海”劇變，在堅持“不能損害國家和不能損害他人”雙重底線下獲得事業成功。從這裏可以看出傳統文化及其民間倫理的“靈丹妙用”，就是維係陳誌平在“下海”過程中所遭遇的一係列創業失敗、妻離子散等家庭及人生變故之後的基本倫理規範和道德秩序。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文化也許可以“緩衝”、“削弱”從“東亞四小龍”到“中國崛起”過程中現代化/工業化/資本主義化對於舊有社會秩序的衝擊，為其間的成功者與失敗者都提供心靈撫慰。
與“孔夫子”的政治和解
如果說於丹的《論語》解讀實現了通俗版的儒家文化與市場經濟中的現實邏輯之間的對接，孔子像、新國博等則代表著國家意識形態對於儒學/傳統的“重新定位”，那麼新世紀以來在學術思想界則出現了與儒學的“大和解”。相比八九十年代儒學/傳統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近幾年來最為有趣的文化現象是，儒家與社會主義（新左派入儒家與憲政主義（“自由派”）試圖完成高難度的“太空對接”，這種與中國傳統儒家/精英文化“接軌”的內在訴求是，通過反思西方普世價值尤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心態來確立一種中國文化的自覺與自主，而在這裏被指認、命名為“中國文化”的是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價值觀。
與20世紀以來新儒家尤其是建國後流落海外的新儒家把儒學改造為“心性之學”不同，新世紀之初大陸首先出現了以蔣慶為代表的政治儒學，試圖把內聖之學轉換為“外王之道”，接續被現代/革命/西方所中斷7阻斷的儒學政治傳統，顯然這種“文化蒙太奇”無法安置百餘年中國遭遇現代並“追求現代”的曆史（包括追求國家獨立、民族富強、個人平等等基本的現代理念）。
相比這些更為本質化的儒家/儒教學派，更為引人注目的則是一批以研究西學/西哲為基5出的學者從政治哲學的角度重新闡釋“通三統”，即打通傳統（儒家）、革命（毛時代）與現代（改革開放）之間的內在壁壘，建立一種中華文明連續體的論述。如80年代知名人物甘陽在2005年提出“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曆史文明連續統”的說法，隨後又提出“用中國的方法研究中國的問題”、“用中國概念解釋中國”等研究思路。
這種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和對中華文明的自覺，恰好不是80年代以來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延續，而是80年代激烈反傳統和90年代某些新左派知識分子的學術轉型。如果聯係到官方關於20世紀“三次革命”與“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論述，這種“通三統”的設想與之具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改革開放放置在更大的中國曆史傳統中來獲得合法性。與之相關的文化語境是2004年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而出現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或中國經驗的討論。昔日曾經作為批判知識分子的竊竊私語（如80年代末期費孝通在全盤西化的背景下提出“文化自覺”，90年代麵對國家支持的市場自由化新左派提出“重新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傳統”），如今在大國崛起的背景下彙合成朝野共享的關於中國文化自覺的大合唱。
如果說甘陽式儒家社會主義實現了新左派與儒家的“和解”，那麼2008年以來一批90年代堅持新自由主義立場的學者則提出“儒家憲政主義”的“微言大義”，如秋風從儒家經典中發掘出中國曆史中早就存在的憲政主義傳統，“在孔子以來的中國曆史上，具有道德理想主義精神的儒家士大夫群體是抗衡專製的憲政主義力量”。這種“創造性”解讀/誤讀本身的症候在於通過把自我（80年代以來批判體製、反體製者）與體製的關係投射/影射為“以封建的自由抗衡正在到來的王權專製”，從而實現一種以自由、民主為基本理念的現代主體與堅持天道人倫的儒生主體的轉換。這既延續了80年代以來以身抗暴的反體製的自由/啟蒙知識分子的主體位置，又借助儒家憲政傳統找到一種曾經缺失的中國身份和中國認同（而不是否定中國文化的西方認同），在這個意義上，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通過山寨/中國版的儒家憲政找到了某種可以依憑的中國文化的樹枝。
有趣的是，這樣兩種看似南轅北轍的“學術蒙太奇”卻分享著相似的文化邏輯，或者說實現了相似的意識形態效果，就是在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中完成對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正如秋風同樣講述了一個“通三統”的故事，“從時間的維度上說，‘通三統’就是通當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統，此謂新王；‘二王’則為中華民國及古代之統”，“從治理架構的角度看，古代之統為儒家士大夫與皇權共治體製，中華民國之統就是三民主義。從結構上說，在當代中國，‘通三統’就是通儒家、憲政主義和民主主義（也即社會主義）這三統”。這種認同改變了20世紀初以來一直到80年代所蘊涵的激烈的反傳統思潮，也調整了知識分子與體製的內在裂隙。隻是在突顯儒家政治的當代價值或者說與民主、憲政、社會主義等理念的兼容的過程中，閉口不談儒家“政治”自身所攜帶的封建性和壓抑性（如等級製、奴隸道德、皇權思想等），或者說這樣一種被純淨化的儒家政治恰好可以與當下社會結構實現某種契合。
如果說80年代的文化邏輯是一個發現和建構斷裂的曆史（傳統/現代、中國/西方、革命/現代、50—70年代40年代等處在內在衝突的狀態），這種狀態導致中國主體處在一種懸浮（如先鋒派文學所提供的是一種“沒有地點和空間”的世界主義想象）和悖論狀態（如尋根文學處在“尋根”與“掘根”之間），那麼這種曖昧的主體位置在新世紀以來的曆史敘述中獲得了改變。
無論是“大國崛起”、“複興之路”等官方關於中國/世界近現代史的重寫，還是從大眾文化市場中浮現的傳統文化熱以及精英思想界對儒家政治的再闡釋，都可以看出中國開始呈現為一種作為民族國家的“現代主體”的位置，一個擁有悠久曆史和傳統並在近代遭遇現代化的曆史中逐漸實現了現代化的新主體。在這個意義上，80年代並沒有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落幕，仿佛直到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終結之處，那份籠罩在80年代的現代化7新啟蒙論述才“開花結果”。如果說80年代是一個強調曆史斷裂的時代，那麼新世紀以來的邏輯則是把斷裂的曆史重新縫合起來，把曾經激烈對立的傳統/現代、革命/現代、中國/西方等彌合起來。
結語
新世紀以來，“孔夫子”的強勢回歸是多重力量/立場耦合的結果。對於執政者來說，克服後三十年與前三十年的內在衝突，建構新的執政合法性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在訴求，而領導“中華民族走向複興之路”的執政理念，這就需要重新回收、倚重傳統文化/文明作為形塑“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或國家軟實力；對於市場經濟內部的人群來說，傳統文化被建構為一種撫慰靈魂的“心靈雞湯”，一種階級區隔的文化教養和品位；對於傳統儀式的回歸或再造（祭孔大典和儀式）則聯係著旅遊7文化經濟學；對於精英知識分子來說，與儒家的和解，使其不僅找到了“中國”身份，而且重新確認了與執政黨的認同關係。可以說，官方（地方政府）、市場（民間）、知識分子（左右兩派）等麵對中國崛起的事實“不約而同”地在“孔夫子”這個“重新歸來的陌生人”身上找到了文化公約數，試圖建立一種中國自主、自覺的文化價值共識。正如剛剛閉幕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把包括傳統文化在內的國家軟實力、文化產業化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要途徑。
有趣的是，這種分外強勁的文化自主、文化自覺的論述出現在中國加入WTO、全麵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體係的時期，這十年中國“主動”承擔起世界加工廠的“職責”，以廉價勞動力的後發優勢成為全球化一體化體係中的“優質生”，並且憑借著以製造業為基礎的實體經濟在金融危機的大潮中再次占據“後發優勢”。在這種社會轉型和劇變中，“孔夫子”成為被官方、市場和知識分子多重認同的文化記憶，作為一種不同立場的黏合劑，其實彼此之間並非沒有裂隙，但是文化霸權的意義在於一種動態平衡，或者說傳統文化/孔夫子成為一種“空洞的能指”義崇高客體，可以收編、整合這些彼此衝突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