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重新歸來的陌生人”——主流文化與“孔夫子”的和解(2 / 3)

在這個意義上,新國博完成了對“古代中國”和“複興之路”之間的內在融合。新國博標誌著80年代以來去革命化的曆史書寫終於實現了作為民族國家曆史記憶的重構。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孔子像所象征的傳統文化中華文明,與國家博物館所表征的新的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裂隙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大。

“大國崛起”、“複興之路”的雙重奏

如果說從中國近代革命史到“複興之路”是近幾年來最為重要的曆史重寫工作,那麼這種近代史的重述卻是通過對世界近現代曆史的改寫來完成的。新世紀之初,中央電視台先後製作了兩部電視政論片《大國崛起》和《複興之路》。如果說80年代末期的電視政論片《河殤》把中國社會曆史看成封建專製的“超穩定結構”停滯的黃土地守舊的內陸文明、把西方世界現代化書寫為拓荒、探險、自由的蔚藍色文明、海洋文明,那麼《大國崛起》、《複興之路》則重新改寫了這種內部文明批判(反傳統)與走向世界(成為西方或美國)的曆史及文化想象。

《大國崛起》不僅把15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曆史解讀為一種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大國的崛起與衰落”的曆史,而且在後冷戰的背景中重新把蘇聯還原為“俄羅斯”放置到西方列強的脈絡中。專題片重點敘述這些曾經在西方稱霸的國家是如何走向強盛並逐鹿世界的曆史,使得當下正在走向“和平崛起”的中國這一昔日的帝國也披著民族國家的外衣如同現代曆史上不斷更迭的大國一樣麵臨著諸多曆史的機遇與挑戰。在這份充滿了啟示錄色彩的大國興衰史中,民族國家這一伴隨著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係而發明的政治形式成為曆史敘述的主體,伴隨著大國興起而產生的內部掠奪和海外殖民的殘酷與血汙則被大大削弱。至此,自新時期以來不斷被強化並被大眾文化所分享的關於世界史的想象,終於從亞非拉、第三世界的視野完全轉向了第一世界、發達國家的強國史,不再是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曆史“每一個毛孔中都滴著血”,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列強興盛的榮光與失敗的悲情。

《大國崛起》、《複興之路》繼承了80年代關於近代資本主義就是“走向現代”和“海洋時代”的曆史敘述,但不同的是,這種對海洋文明的再度肯定卻實現了與80年代完全相反的意識形態效果。《河殤》在呼喚蔚藍色文明的同時,對中國古代至近現代及當代的曆史進行了徹底的自我否定,而《大國崛起》及《複興之路》則在探尋大國興衰史的經驗與教訓中,把當下中國鑲嵌或接續到西方原發現代化國家(如西班牙、英國、法國等)及後續加入的成功者(如德國、日本、俄國、美國等)的行列之中。

《大國崛起》為中國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曆史提供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全球視野(隻有實現了工業化即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係才能走向國家富強),而《複興之路》則把1840年以來中國遭遇的屈辱史,書寫為不斷學習現代化並最終實現了現代化的曆史。在這個意義上,《大國崛起》與《複興之路》是以現代化為標杆和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世界史敘述的產物。這種“大國崛起”及“複興之路”的曆史表述,不僅使得自“五四”以來敘述的“超穩定結構”中的封建、沒落、壓抑的“吃人”及鐵屋子式的曆史(這種曆史曾經在80年代被作為現代化的悲情動員),轉變為輝煌與盛世的文明,血跡斑駁的、不斷被延宕的、滯後的近現代史也變成了偉大的複興之路。

2008年夏天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被作為中國向世界展現自我的舞台,在自我敘述與世界目光的雙重凝視中,中國並沒有被呈現為一處現代化的都市景觀,反而被敘述為擁有悠久文明、盡享禮儀並以和為貴的盛世之邦。這些華麗的布景和宏大的表演方陣如同盛世的皇家盛宴,選擇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作為情節主部,既吻合於西方對於東方這一古老文明的神秘想象,與此同時也暗合著當下中國人的自我期許。在這輝煌的古代盛世與清新、和諧的當下生活中,不僅50—70年代及其革命曆史表象及符號成為一種缺席,而且1840年以來中國遭遇近代的血跡斑斑的屈辱史也沒有呈現,似乎對於如此盛大的慶典,這些略顯不諧與悲情的曆史成了一段無法被言說,很難被具象化的曆史。如果說奧運會開幕式改寫或倒置了80年代所建立的對幾千年封建文明的批判,這些代表偉大的中國文化、文明象征的能指在80年代恰好是用來印證“夜郎自大”、自我封閉的中央之國的愚昧與落後,經過短短二十幾年後卻成為對當下中國的自我寓言。

這種中國近現代曆史在奧運會開幕式上的缺席正好被2009年國慶大典的重頭戲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劇《複興之路》所填充。“複興之路”的官方表述來自於2008年“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講話把改革開放作為與20世紀所發生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相並列的第三次革命,“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引領中國人民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向著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前景奮進”。這種關於20世紀現代中國/革命中國的“三次革命”實現了一種“通三統”,即“三次革命始終貫穿一個主題,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或者說“三次革命是遞進式的超越”,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是三次革命的共同主題”,這就為把中國近代史書寫為不斷走向“複興之路”的曆史提供了內在的理論支持。這部看似延續《東方紅》(1964年)、《中國革命之歌》(1984年)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劇《複興之路》卻已然發生了重要的改寫。三部作品處理的都是1840年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這與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革命追溯為1840年以來的曆史定位有關(正如“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

如果說《東方紅》從人民作為曆史主體的角度來把近現代曆史書寫為一部反抗史、革命史,《中國革命之歌》則更凸顯中國近代所遭受的屈辱與諸多挫敗,以一種失敗的悲情來映襯建國後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繁榮富強,那麼《複興之路》則采用一個國家/民族的視角來把近代史敘述為從國破家亡到走向國家崛起的曆史,這是一段中華民族由輝煌燦爛因遭遇外侮(不是內部原因)而衰敗再走向繁榮的偉大複興之路。

在盛大的舞台上,得以串聯起每一個曆史轉折年代的固定修辭就是“土地”、“江山”、“家園”和“田野”,如開場字幕引用艾青的詩句“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序曲演唱《我的家園》、第一章是曆史老人吟誦《山河祭》(1840年)、第三章“創業圖”以歌曲《我們的田野》開始(1949年)、第四章“大潮曲”演唱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1978年),可以說這些自然化的土地意向成為民族國家/中華民族認同的基本元素。在這樣一個沒有敵人和他者的舞台上,“曆史老人”、被蹂躪的母親、現代化/工業化的建設者(從50—70年代的工人、農民到90年代的打工者)成為不同時期承載民族國家敘述的主體。

“發現你的心靈”

“發現你的心靈”是當下著名文化名人於丹在某地演講的題目,被收入同名圖書中。如果說90年代餘秋雨的《文化苦旅》某種程度上分享著80年代以來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批判,與此同時又開啟了一種旅行消費式的文化/地理想象,那麼以於丹為代表的“百家講壇”則試圖完成經典文本、傳統文化與當下生活的嫁接,讓“經典”的雨露來滋潤幹涸的現代“靈魂”。與那些從傳統經典、民間智慧中“領悟”出商道、“成功”之道不同(如易中天的“三國權術”、王立群的“史記謀略”以及紀連海的“和珅之道”等有中國特色的職場厚黑學/關係學/潛規則),於丹把《論語》、《莊子》釀成一杯杯“酸酸甜甜就是我”的優酸乳,讓在市場大潮中身心俱疲的觀眾找到了“真的我”。“在現代生活中,我們該如何把握為人處世的分寸,當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時,我們該保持什麼樣的心態,麵對自己親近的人我們又該掌握什麼樣的原則,在紛繁複雜的社會環境中,我們怎樣才能保持一個良好的人際關係”,於丹的“靈丹妙藥”就是通過閱讀傳統來“發現你的心靈”,這樣就可以讓碌碌無為、失去理想和信念隻為“稻粱謀”的當下中國人找到心靈快樂的源泉。

相比80年代激烈反傳統、批判中國文化的“文化熱”——如1985年前後“尋根”思潮的文化結果不是找到了失落的文化之根,而是重新發現了中華文化的病根和劣根性,需要用西方/現代文化來改造,中/西文化的對抗/比較背後是傳統與現代的根本衝突。而新世紀以來傳統文化的複興正好是為了醫治、補充現代生活的不足和空虛,傳統與現代不僅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反而是彼此兼容的“和諧動車組”,正如於丹把《論語》解讀為人生之道、處世之道、理想之道、交友之道、心靈之道等人生哲學。這種《論語》版“心靈瑜伽”讓那些失意者、失敗者、失去信心的人們通過提升“心靈”修養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獲得繼續生活下去的價值和勇氣。

與這種火暴的“電視文化評書”相伴隨的是針對少年兒童的國學班、私塾班、誦經班的興起,以及民間/官方(尤其是地方政府)發起的“祭孔熱、孔誕熱、漢服熱、祭祖熱、傳統節日熱、文化遺產熱”等文化活動。可以說,“傳統文化熱”成為新世紀以來文化市場中最具商業價值的類型,如國學讀物、《百家講壇》等都獲得了巨大的市場成功,於丹的《(論語)心得》更是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裏就創造了二百三十多萬的銷量奇觀。

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麵對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崛起,海外新儒家延續韋伯的問題意識(“新教倫理”/文化、宗教、製度等軟實力與資本主義/工業化/經濟基礎等硬實力之間存在著內在關係),提出儒家社會與東亞模式的命題,試圖用獨特的文化模式(諸如忠誠、集體主義、勤勞節儉、鼓勵儲蓄等儒家的傳統理念)來解釋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的經濟崛起。這與20世紀新儒家在遭遇西方現代性(尤其是民主與科學兩大西方/啟蒙的支柱理念)過程中把儒家闡釋為心性之學/哲學相關(而擱置儒家政治理念與皇權/王權之間的內在關係)。在東亞模式的論題中,這種心性之學與現代化並不衝突,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不僅不是如“五四”或左翼革命所認為的那樣是“現代化”的絆腳石,而且還有利於資本主義/去業化的“落地生根”,恰如餘英時所述“傳統文化是塑造現代文明的基石”。可以說,於丹的“心得”有效地解決了80年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文化難題“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把中國傳統經典作為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找尋自我的文化中介,這某種程度上也是新儒家“內聖/心性”之學的通俗或大眾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