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支山】我給“紅歌”的定義是，曆史上有影響，群眾喜聞樂見。那個時候小鄧是“靡靡之音”的代表。
【楊早】小鄧難道不是“曆史上有影響，群眾喜聞樂見”？曆史就是這樣，以剛克柔，以柔克剛，一治一亂，循環往複。你說現在年輕人去卡拉OK，有自發點“紅歌”唱的嗎？
【施愛東】“紅歌”隻是一個標簽，問題是“紅”字刺激了許多自由主義派知識分子的神經。
【盧燕娟】整體回應一下吧。對“紅歌”話題做一個學理性的考察，首先要避免站隊式的讚成或反對。可能更重要的是麵對兩邊的問題，也就是剛才討論中所說的，討論的起點還是放在左右兩派在曆史與現實中的困境上。
楊早反對“紅歌”的一個層麵，是政府應不應該扶持“紅歌”進而幹預娛樂活動。我對此的看法和薩支山以及愛東比較接近。第一，事實上，政府所投資扶持的文化活動也不僅僅是“紅歌”，我今年春天剛去過蛾眉山，親眼見到政府投數億巨資在蛾眉山普賢菩薩道場上打造了四個高達數丈的普賢菩薩金身（純金的哦）。我不懂財政法律這一塊，但我覺得，政府對這些活動的投資至少不會違背中國現行法律吧？第二，不僅中國政府，人類曆史上一切政府，包括最為民主自由的美國政府，都會以各種手段提倡自己的國家意識形態。今天很多人懷念的鄉土中國時代，不接受儒家意識形態的人就不能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這種強製的排他性更厲害。美國的各種大片裏的美國意識形態應該已經是共識了，連中國拍了個反映美國意識形態的《英雄》都能立刻在美國獲獎。我想，中國政府提倡（包括以資金扶持或其他政策傾斜的方式）自己的文化意識形態至少不應該算是特別值得批評的。
楊早提到的第二個層麵，即今天被官方意識形態征用的“紅歌”的錯位問題，對此的看法好像大家都比較一致。我也認為這是今天新左派要麵對的主要問題。不在於“紅歌”能不能唱，也不在於政府能不能提倡“唱紅歌”，而在於今天“紅歌”背後，如果攜帶著追求公平、解放等傳統左翼革命理想的話，這種理想在現實中有多少能夠通過在今天唱上個世紀的“紅歌”來實現？
事實上，曆史上左翼文學最大的力量，並不是來自它是清新剛健的或是清淡柔靡的這類純藝術問題一這一藝術風格是其力量的結果而不是其何以有力量的原因；左翼文藝的力量根源，乃在於其內在於一個時代，反映了那個時代，同時也參與創造了那個時代。這也就是薩支山所提出的，左翼文藝在今天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前段時間文學界一批左翼力量關注“底層文學”問題，其深層動因也正是認識到左翼文學的這一缺失並力圖彌補。在今天，如果左翼思想文化對公平、正義社會的訴求仍然隻能借助上個世紀的作品，我想其中的征用、追憶等錯位就是難以避免的了。
最後，我特別認同愛東的判斷，中國可以有“廣東模式”，也可以有“重慶模式”，我想在一個更高的層麵上，這兩個都是中國在自己的曆史中產生出來的模式，無論是從其所麵對的曆史資源還是現實處境以及其所追求的理想來說，並非那麼涇渭分明不可相通。正如現階段的中國政府，投資扶持“紅歌會”，也投資給少林寺、蛾眉山，還花巨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在極左時代大部分可都是封建糟粕），不同的思想盡可溝通甚至碰撞，黨同而不必伐異。當然，“反三俗”我是讚成的，一個民族的文化應該寬容，但也應該有自己的原則和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