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愛東支持動用政府資源來大唱“紅歌”嗎？
【施愛東】沒有什麼絕對的可以或不可以，關鍵是程序，隻要用錢的程序是合法的，用在哪裏是另一回事。我覺得這不是“紅歌”本身的問題，而是財務製度問題。政府的錢如何用，有沒有法律依據。如果有，用在哪兒都是合理的，如果沒有，用在哪兒都是不合理的。
【楊早】總之，政府讚助文化，沒有問題，但必須公平，各種文化都可以享受同等資源。我們還是回到起點：“紅歌”問題上的左右困境，或者說曆史與現實困境。
【施愛東】說實話，我不反對重慶政治，也不反對“唱紅歌”。中國這麼大，可以拿塊試驗田出來試試一一重慶人民覺得很幸福，別人操什麼閑心呢？世界不隻是西方一種模式，拿重慶出來做試驗總比拿全中國出來做實驗好。
【薩支山】我想起一個事情，就是1989年的時候，學生鬧事，當時他們是最要自由民主的。但唱的歌卻是紅色的，比如《國際歌》。這說明他們缺少一個適合表達他們意圖的歌曲，就隻好從曆史中去尋找一種反抗的聲音。那現在“唱紅歌”，也是因為這些人缺少適合的歌曲，並不一定代表他們對“紅歌”的時代有多留戀，隻是對現狀表達不滿而已。
【楊早】對，這是我起初對“紅歌”的儀式感興趣的原因。“紅歌”其實是可以被化用的資源。
【施愛東】歌本無罪。
【楊早】不過，在憎惡極左曆史的人看來，這些歌更像是一曲挽歌。
【薩支山】所以不要單純地反對“唱紅歌”，而是要去開發新的東西。比如同樣是1989年，後來就不唱《國際歌》了。
【楊早】我們的父輩，很多都是思想上的自由派，但倒不排斥“唱紅歌”，在他們那裏，歌詞已經被去政治化，保留下來就如盧燕娟所說，那種清新剛健的藝術風格。
【薩支山】這個楊早說的是。就好像樣板戲一樣，事實上，當初我們把它批為公式化，是很可笑的。
【施愛東】其實許多“紅歌”的旋律是很經典的，反倒是最近幾十年，流行歌曲出不了經典曲目。過去的藝術家，集體打造過許多藝術精品，現在的藝術家太浮躁，雖然多樣，但精品並不多。
【楊早】但正如巴金等人聽到樣板戲就哆嗦一樣，很多人也對“紅歌”有著創痛記憶。
【施愛東】一些自由主義學者一聽“紅”字就倒胃口，一樣的。
【楊早】這也是反對聲浪的一個來源。或者說，有些人根本就是對“政府提倡”某種文藝形式極度反感，所以趙丹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現在又被屢屢提起。
【施愛東】我倒覺得中國可以實行多樣化的體製。重慶走它的“重慶模式”，廣東走它的“廣東模式”。隻要老百姓喜歡，就行。
【楊早】這些模式大都是主政官員加之於某地的。那麼重慶人不喜歡“重慶模式”怎麼辦？
【薩支山】到底政府提不提倡“唱紅歌”呢？重慶提倡，還有就是國慶的時候提倡一下，其他的時候，好像政府也不太提倡吧？還有一個就是，如果說到政府提倡的話，那有意思的是，這個“紅歌”的範圍擴大了，後三十年的東西也包括進去了，比如《春天的故事》。
【楊早】我個人的立場是不排斥民間自發“唱紅”，我明白這背後有各種的動因。但是我不喜歡政府介入其中，有提倡就有幹涉，果然他們就“限娛”了，就禁止以書代刊了。這都是很糟糕的舉措，也是一個硬幣的兩麵。
【薩支山】這個是和“紅歌會”不一樣的吧。
【楊早】思路是一樣的。清新剛健是好的，但隻剩下清新剛健就很可怕。我想很多人對“紅歌”的反感，也是基於這種思路。把《讓我們蕩起雙槳》也算入“紅歌”，是一種柔化的策略，將《萬裏長城永不倒》算進去，則是一種擴大的策略。在經典意識形態敘事中，“紅歌”經常是與“鄧麗君”對立的，這也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