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須重複那次會議的內容，也無須細述第一次見到所尊仰的長者們的難以言喻的激動；記憶中特別難以抹去的，是以往不曾道出的銘感在心的細節。“小說組長”塗光群同誌曾經告訴我：光年同誌看了我們送給他的《丹梅》清樣，很興奮地對編輯說，讀了這篇小說，心緒很愉快，我一推窗子，外麵剛落過雪，一股清純清亮的空氣撲麵而入，這和小說帶給我們的清新氣息是多麼相似……聽，光年同誌在用詩人的語言稱讚你呢！
我呆了。惶惑、自慚、激動，使我無以言表。盡管此話是他人代傳，但對當時的幾近“凋零”、“幹枯”的“小葉”——我來說，一位文壇前輩、眾所尊仰的詩人、文藝評論家，以如詩的語言勉勵我這個剛剛冒頭的業餘作者，這暖心良言無疑是最及時的春雨！
對於新時期的文壇，得以親沐“潤物細無聲”的雨露的，當然不隻是我，許多在這個時期湧現或“複出”的作家，隻要說及張光年，連同說起的，就會是虛懷若穀、慈心若藹這些字眼……
盡管步入“花甲”，憶及張老對我的嗬護，我不能不提起他最早對我的稱呼：小葉。而今，翻撿他給我的幾封至為寶貴的信劄，開頭那聲親切的“小葉”，仍會使我淚水潸然。
使我淚水潸然的，當然還是信中的許多內容。在1978年的第一封信裏，他不讓我稱他為“老先生”，而說：“……還是像這裏編輯部的同誌們那樣，稱我為光年同誌吧。難道我們不都是同一戰線的同誌關係嗎？”
師輩的風範和長者的謙遜，使當時讀這封信的我，再次惶惑已極。說實在的，那時我真不知道怎麼稱呼他才合適，就我這樣的小不拉子，自覺做他的學生都欠資格，怎好直呼他為“同誌”？後來，我才發覺：光年老師多年任文壇領導之職，可文壇上上下下，特別是北京的很多作家和在作協機關工作的，都是稱他為“同誌”的。
今日，我才感悟：“同誌”這一稱謂，在張光年身上，有著真正的“同誌”含義。
與光年老師的通信緣起，當然是在那次座談會後。1980年初春，上海文藝出版社要為我出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且列入“萌芽”叢書，體例要求須由作者請一位老作家作序，我立刻就想到了光年老師。在我，那是無由分說的尊敬，但卻不曾細想他的忙碌，粗心的我不曾細想那時的文壇真正是百廢待興，有多少事有待他這位“帥”者忙碌？可光年老師對不解事的我，並未絲毫不耐煩，在與我很平等地討論了出版社的時間要求後立刻應允；後來，因突發事件他無法按時寫出，便立刻托付給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孔羅蓀，羅蓀老師和張老一樣也是對我們後輩厚愛有加，踏雪步行，親自找到我開會的地點麵談……
第二次的通信來往還是為作序，是三年後浙江文藝出版社為我出中短篇小說集時。光年老師又是一口答應：“樂意為之”，並說“何況，還是前幾年早已約許了的”，於是，他又約定在他為期兩周的住院複查期間，讓出版社寄清樣去，趁住院的時間看了後再寫。
沒承想，曆史的驚人重複也會體現在這件事上：等出版社的清樣將到他手上時，不僅張老原先希望的“彈性時間”，因為他出國方歸已經迫在眉睫，而他又因歸國前患急性腸炎而急需住院做各項檢查；這邊，第一屆茅盾文學獎，他是主要籌備人；那邊，他又要參加第五屆全國人大會議……種種原因無法踐諾，都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他仍為自己“再一次爽約”一再表示歉意，主動給責編寫信，並又一次推薦他所熟悉的著名評論家代勞，結果，欣然應諾的唐因老師就成了又一位為我作序的孔羅蓀……
1997年，84歲高齡的光年老師，在讀了我的長篇小說《無夢穀》後，終於以“日記體”加“書信體”的文本方式，寫了一篇“讀後感”，重踐了他19年前的“以信代評”的“前諾”。當接到他的這篇“以信代評”的“讀後感”時，我又一次感動得無以複加。說實在，因了前兩次的“意外”，總算“懂事”了的我，即便寫出了這部引起一定反響並在海外獲獎的作品，卻再也不敢（不肯）相擾於他，雖然深知已是耄耋之年的光年老師，忙碌依然，文心依舊，就憑他曾幾次住院手術的身體狀況，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再煩勞他的。但這次，他完全是“自發”為之，而且是以連續近一周的閱讀後，才完成這篇“以信代評”的“讀後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