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遠很遠的黃河，奔騰咆哮，河流萬裏長，奔騰咆哮的黃河，還伴隨著無數苦難……漸漸地明白這一切，是當了初中生時。初中的語文、曆史和地理課本中，黃河是必然被提及的一條偉大河流；而《黃河大合唱》和“黃水奔流向東方”後來也成了我們在初中文娛活動中必然被排練的文娛節目。於是，在漸漸明白有關黃河和《黃河大合唱》時，光未然這一名字，伴隨著莊嚴、神聖；伴隨著如同眺望天上星宿般的尊仰，走進了我的心底。
在敘說這些近乎瑣屑的往事時，我不能不略去歲月的許多過程。無法略去的，是少年的我在幾十年歲月中對“父親河”——黃河（受師長的教導，我們同時將長江喻作“母親河”）的真誠熱愛，這其中，當然還包括了我和我的師輩、親族、同輩人對一個文學家的尊仰，對一個曾經在中華民族不平凡歲月付出不平凡勞績的詩人的尊仰；對詩歌的尊仰也因了《黃河大合唱》而更加真切而深刻：因為它是血火烽煙中的不朽詩篇和傳世薪火；是激勵中華兒女昂揚奮進的經典之作，是中華民族的精、氣、神的象征。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困頓的青春歲月，對文學的如饑如渴的閱讀，是我化解挫折和磨難的惟一良藥。一次，很偶然地在《劇本》月刊讀了蘭光的《最後一幕》，這部描寫“抗敵演劇隊”和“孩子劇團”活動的劇作，從人物、劇情到劇情的真實背景，都引起我極濃的興趣。從此，我更知道了“光未然”——“張光年”，不僅才冠群倫、詩情激越，還有非常輝煌的革命業績，此後，張光年——光未然，在我腦海中越發溢彩流光。
六十年代初，因為生活的撥弄，我步鵬兄後塵落戶河南。那些年，我曾在鄭州、開封的臨河之地，多次眺望過橫流在我麵前的黃河。但是，隔著山梁立在高坡的眺望，在眺望中生發的感慨，都不如後來到洛陽邙山時——殘陽如血中，我與同患難的兄長葉鵬，兩腳實實地踏在堅硬如鐵的河灘上，長久地一言不發地凝視著那一河血紅……
困頓歲月中，鵬兄和我，曾經無奈地將對文學的無窮摯愛，埋進了邙山那綿亙無盡的皺皴中；埋進了黃河的滾滾波濤中。於是，每當為失落的夢心痛如割時，就像心有靈犀，一個從黃河的濤聲中隱隱顯現的名字、一個文學的、詩化的的名字，便會使我們在百般惆悵中感到些許溫暖和慰藉，那名字當然就是他——光未然。
不是因為別的，就因為光未然和黃河有關，而黃河與勇氣與力量與堅忍不拔有關。
那時的鵬兄和我，當然未敢奢望有朝一日能夠親見光未然這樣的文壇大家甚或得其親炙，“風雨文壇”帶給中國知識分子無盡的風雨，在更大的浩劫中，張光年——光未然也曆經了更大的風雨，同樣備受磨難。
沒敢奢望的事，終於在1977年陽光燦爛的十月出現：1977年十月，因為《人民文學》的邀約，我到了北京，到了會議召開的地點——虎坊橋的遠東飯店，我這個剛剛“冒”出來的“工人業餘作者”，參加了由主編張光年親自主持的“短篇小說座談會”。
我不止一次地提到這個人生旅程中至關重要的機遇，無數次地憶及這個在人生旅程中柳暗花明的時刻；因為，那確實是我文學生命的火光重燃，而舉火者和提攜者當然就是他——光年老師。因為他的發現和舉薦，我的那兩篇現在看來顯然非常稚嫩的《丹梅》和《雪飄除夕》，終於得以在《人民文學》的枝頭相繼綻放。正是在這個會上，我敬識了許多文壇前輩，親聆他們教晦的喜悅像一杯陳年佳醅，使我沉醉經年，受益終生。
隻要是新時期文學的“過來者”，都不會忘懷1977年的這個座談會。正是在這個會上，茅盾先生的祝辭、許多老作家涕淚交流的發言，使我沒齒難忘，他們衝破“左”的束縛和恢複文學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的精辟見解，有如高高揚起一麵新時期文學的大纛，在乍暖還寒的文壇上空，獵獵作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