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不相信範雎的話，就告訴蒙傲說：“今年，我的一座城市被圍，食不甘味，臥不溫席，如今應侯範雎失地而不言憂愁，這難道是他的真實情感嗎？”於是蒙傲便決定去試探範雎的真實情形。
見了應侯範雎，蒙傲說他想死，應侯問他原因，蒙傲說：“秦王把您當老師看待，天下沒有人不知道，更何況秦國呢？現在我在秦國為將，帶領軍隊，我以為像韓國那樣的小國，公然叛變，奪走您的封地，我還活著幹什麼呢？不如死了。”應侯忙向蒙傲拜謝並將汝南之事委托給他。
回去以後，蒙傲向秦王報告了真相，自此之後，應侯再提起韓國的事，秦王就不高興了，以為是為了汝南的事。
失去封地心中不高興是人之常情，應侯說自己不憂愁是謊話，被帝王識破，從而也失去了帝王的信任。為官者必須言語慎重，否則很容易被人識破而導致自己的權勢失去。
宋太宗想知道天下的大事，即使是官職低微的臣子，如果想向他們詢問或查訪什麼，都得上殿對答。
王禹俑是宋钜野人，字元之，太平興辦進士及第，為右拾遺，多次升遷為翰林學士。他認為皇帝不能這樣，便上了奏章，其大概意思是說：“至於在三班供職的人，他們的職位卑下賤微，按照要回朝對答的製度也得報殿。”等等提議。這些話在當時的士大夫中廣為流傳。
不久以後，王禹偁被貶為商州團練副使。有一天，他隨從太守參加國忌日的祭祀，天還沒有亮，就看見一個人身穿紫袍，拿著秉笏，站在佛殿的一側。王禹俑怕他官職比自己高，想同他敘位。那人收了手板說：“我就是‘可知’。”王禹偁不明白他說的話的什麼意思，問他，那個人解釋道：“您曾在奏章中說：‘三班供職，卑賤可知。’我如今的官職是供職，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可知’呀。”王禹偁若有所失，心中懊惱不已，知道的人沒有不發笑的。
官場之中，言語必須謹慎，那些貶低別人的話不可以說，畢竟官場風雲變化，難以預料，以上王禹俑的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宋靈壽人曹彬，原本事周，後歸宋，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歸宋以後，曹彬屢建功勳。諸將士在平定蜀亂時，競相爭搶財寶，隻有曹彬秋毫無犯。所以，他得到了宋太祖的信任。平定南唐凱旋回京時，隻叫守門人報說是江南辦完公事回來。等到他勳績一天比一天高，名望榮寵日漸高漲之時，就更加謹慎，以保全自己的俸祿和職位。
每當駐邊時，曹彬卑躬待士，遇上使者巡視邊疆，不管是朝廷省部派來的，還是地位低下的，都遠遠迎接，端著笏，不帶隨從，一個人站在路旁。使者見了，都感到慚愧和惶恐。客人和部屬中，有人認為禮節太過分了，曹彬說：“這是皇帝派來暗地裏觀察我的人啊。”畏懼和警惕竟已達到了這種境地。
曹彬是宋初比較有名的大將，他為官謹慎是十分必要的，自己是降將，名譽已不太好，如不謹慎，得罪了朝中權貴，就會受到攻擊。為官之人即便地位已很顯赫，仍須謹慎。
明熹宗初年，紹興出了三個尚書，韓邦問、王鑒之和王守仁。韓邦問是王守仁父親的同輩，王守仁十分敬重他。冬至節這一天，王守仁和韓邦問都去朝堂上朝賀，王守仁當時是一位立了大功的勳臣，他身著貂皮朝服，乘馬前行。不一會兒，隨從報告說韓尚書在後邊。王守仁立即下馬執笏，站在道旁。韓公也不下轎，拱了拱手說：“伯安（王守仁字伯安）走好啊，我先走了！”就走過了。等到他過去之後，王守仁才上馬繼續前行。當時，韓公雖然以前輩自居，而王守仁對他十分恭敬，並不凶是伯爵而自以為了不起。
年輕的官員應謹慎行事，對老一輩官員要尊重，這樣才能受到他們的讚同，否則很容易遭受老官員們的攻擊。
康熙年間，京裏的戲班子以內聚班為第。當時錢塘的太學生洪升著《長生殿》劇本剛剛完成，交給內聚班去演，康熙看了，十分讚賞，賜給演員們白銀20兩，並且向各親王稱讚這場戲。於是諸位親王及內閣大臣，凡有宴會，一定都要看這個戲，且賞賜的數目和皇帝賜的一樣，前前後後的賞賜不計其數。
內聚班的演員對洪升說：“我們仰仗您的新作，獲得了很多的賞賜，請讓我們舉行宴會為您慶賀，凡是您的好朋友，都應請來。”於是，選擇了一個好日子大擺宴席，把在京城中的名流，全都請了來，可就是沒請常熟縣的趙征介。當時，趙征介正在給諫王某家中教書，於是把此事告訴了王某，讓他去向皇帝稟告，說這天是皇太後去世的忌日，洪升等人大擺宴席，是不敬之罪，請按法律治罪。皇上看了這個奏折，下令刑部予以懲處。凡參加這次宴會的士大夫、諸生，遭受除名的有50餘人。
洪升疏忽小節，惹}}j了大禍，正是岡為他做事不很謹慎而招致一個教書先生的陷害。比自己職位低的人，千萬不能輕視，對這類人，也要謹慎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