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先生原信節錄
仲甫先生：
方才收到《新青年》六卷一號，看見你同陶孟和先生論我父親自殺的事各一篇，我很感謝。為什麼呢？因為凡是一件惹人注目的事，社會上對於他一定有許多思量感慨。當這用思興感的時候，必不可無一種明確的議論來指導他們到一條正確的路上去，免得流於錯誤而不自覺。所以我很感謝你們作這種明確的議論。我今天寫這信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我讀孟和的論斷似乎還欠明晰。要有所申論；一個是凡人的精神狀況差不多都與他的思想有關係，要眾人留意……
諸君在今日被一般人指而目之為新思想家，哪裏知道二十年前我父親也是受人指而目之為新思想家的呀。那時候人都毀罵郭筠仙（嵩濤）信洋人講洋務。我父親同他不相識，獨排眾論，極以他為然。又常親近那最老的外交家許靜山先生去訪問世界大勢，討論什麼親俄親英的問題。自己在日記上說：“倘我本身不能出洋留學，一定節省出錢來叫我兒子出洋。萬事可省，此事不可不辦。”大家總該曉得向來小孩子開蒙念書照規矩是《百家姓》《千字文》《四書五經》。我父親竟不如此，叫那先生拿“地球韻言”來教我。我八歲時候有一位陳先生開了一個“中西小學堂”，便叫我去那裏學起A、B、C、D來。到現在二十歲了，那人人都會背的《論語》《孟子》，我不但不會背，還是沒有念呢！請看二十年後的今日還在那裏壓派著小學生讀經，稍為革廢之論，即為大家所不容。沒有過人的精神，能行之於二十年前麼？我父親有兄弟交彭翼仲先生是北京城報界開天辟地的人，創辦《啟蒙畫報》《京話日報》《中華報》等等。（《啟蒙畫報》上邊拿些淺近科學知識講給人聽，排斥迷信，恐怕是北京人與賽先生相遇的第一次呢！）北京人都叫他“洋報”，沒人過問，賠累不堪，幾次絕望。我父親典當了錢接濟他，前後千金。在那借錢折子上自己批道：“我們為開化社會，就是把這錢賠幹淨了也甘心。”我父親又拿魯國漆室女倚門而歎的故事編了一出新戲叫作“女子愛國。”其事距今有十四五年了，算是北京新戲的開創頭一回。戲裏邊便是把當時認為新思想的種種改革的主張夾七夾八的去灌輸給聽戲的人。平日言談舉動，在一般親戚朋友看去，都有一種生硬新異的感覺，抱一種老大不讚成的意思。當時的事且不再敘，去占《新青年》的篇幅了。然而到了晚年，就是這五六年，除了合於從前自己主張的外，自己常很激烈的表示反對新人物新主張（於政治為尤然）。甚至把從前所主張的，如申張民權排斥迷信之類，有返回去的傾向。不但我父親如此，我的父執彭先生本是勇往不過的革新家，那一種破釜沉舟的氣概，恐怕現在的革新家未必能及，到現在他的思想也是陳舊的很。甚至也有那返回去的傾向。當年我們兩家雖都是南方籍貫，因為一連幾代作官不曾回南，已經成了北京人。空氣是異常腐敗的。何以竟能發揚蹈厲去作革新的先鋒？到現在的機會，要比起從前，那便利何止百倍，反而不能助成他們的新思想，卻墨守成規起來，又何故呢？這便是我說的精神狀況的關係了。當四十歲時，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到過人的精神便顯起效用來，於甚少的機會中追求出機會，攝取了知識，構成了思想，發動了誌氣，所以有那一番積極的作為。在那時代便是維新家了。到六十歲時，精神安能如昔？知識的攝取力先減了，思想的構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遺留，沒有那方興未艾的創造，而外界的變遷卻一日千裏起來，於是乎就落後為舊人物了。因為所差的不過是精神的活潑，不過是創造的智慧，所以雖不是現在的新思想家，卻還是從前的新思想家；雖沒有今人的思想，卻不像尋常人的沒思想。況且我父親雖然到了老年，因為有一種舊式道德家的訓練，那顏色還是很好，目光極具有神，肌肉不瘠，步履甚健，樣樣都比我們年輕人還強。精神縱不如昔，還是過人。那神誌的清明，誌氣的剛強，情感的真摯，真所謂老當益壯的了。對於外界政治上社會上種種不好的現象，他如何肯糊塗過去！使本著那所有的思想終日早起晏息的去做事，並且成了這自殺的舉動。其間知識上的錯誤自是有的。然而不算事。假使拿他早年本有的精神遇著現在新學家同等的機會，那思想舉動正未知如何呢！因此我又聯想到何以這麼大的中國，卻隻有一個《新青年》雜誌，可以驗國人的精神狀況了！諸君所反複說之不已的，不過是很簡單的一點意思，何以一般人就大驚小怪起來，又有一般人就覺得趣味無窮起來？想來這般人的思想構成力太缺了！然則這國民的“精神的養成”恐怕是第一大事了。我說精神狀況與思想關係是要留意的一樁事，就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