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凹病了，而且病得不輕。
他得的是乙肝，這號病怕勞累，還得吃好的。這幾年醫院沒少住，藥也沒少吃，可是病情總不見好轉。
然而，七八個月的流亡寫作，妻離子散的情感煩擾，以及《廢都》出版之後的紛紜評說，恐怕攤在任何一個男人的頭上，不是被壓垮整慘，也要被折騰得筋疲力盡，一敗塗地。
1993年10月，心力交瘁的平凹從四川綿陽回來不久，又住進了西安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幹部病房。
平凹是1952年2月21日出生的，屬龍。當時，醫生給他以“龍安”之名辦理了住院手續，為的是期盼吉祥，期盼安寧。
而且，在他住院治療的5樓最西端的病房門上，貼著一張大紙，上麵寫著：“生病期間，概不會客，謝謝合作。”
他的新家門上，也貼著西安市文聯，西安市作家協會和《美文》編輯部的聯合告示：“有病期間謝絕探訪，有事請與《美文》編輯部聯係。”
用平凹自己的話說，那就是：“現在一切為了保命。”
當平凹說給我聽時，我心中不免生出一種淡淡的淒涼和隱隱的憂傷。這使我不能不憶及英年早逝的路遙，鄒誌安……平凹病了，無奈他也很難安寧，探訪者絡繹不絕，川流不息。其中，有愛護他的省，市政界要員和文化藝術界的頭頭腦腦，有關心他的文學藝術和新聞出版行當的親朋摯友，也有崇拜他的文學新人和熱心讀者。
就連醫院裏的醫生護士，也要“明知故犯”，動不動借會診看病，打針送藥之名，遞上賈氏著作讓平凹簽名留念。
待人敦厚與人為善的平凹，此時此地已是病魔纏身，哪有氣力去“婉言”去“謝絕”？隻有聽之任之，由人擺布了。
我原先就認識平凹。1985年，我在東方機械廠擔任《東方報》文藝副刊編輯時，就請平凹為即將問世的神劍文學藝術學會的刊物《東方劍》題寫過刊名。當時，平凹用鋼筆在一溜宣紙上寫的“信”，我至今還珍存著。
那時，在我的學兄徐劍銘家裏搬磚壘“長城”，他為一枚5分鋼兒，還躲進茅房賴賬呢。
然而，他畢竟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我僅僅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編輯。
我生性不愛攀龍附鳳，趨炎附勢，對於日益走紅，而且大紅大紫的平凹，我隻是常常開會與他碰麵並不多拉扯閑談，時時拜讀他的大作也不曾登門拜訪。
我相信這樣一句話：“山遠有色，水近無聲。”
當我經曆了人生的坎坷磨難，並獲得新婚的美滿幸福之時，我便自然想起離異之後飽受煎熬的平凹，我想起《廢都》之後倍感壓抑的平凹，我想起住院之後時常孤獨的平凹。
我和新婚妻子李燕玲，都樂意為他分擔憂愁，都情願給他帶去歡樂。所以，在平凹住院的日子裏，我和妻子經常去看望他。
使我難忘的是1993年10月13日晚，我和妻子燕玲去家中看望平凹。
那天，他剛從醫院回來，一臉的疲憊，一臉的憔悴。
上午掛上吊針，兩瓶一吊就是多半天，叫他動彈不得。為了能獲得一點兒“自由”，抽支煙，解解悶兒，他不得不總是在左手腕上紮針，騰出右手好抽煙，也好突發靈感隨時記在小本本上。當然，也好與前來看望他的眾多友人握手致謝。
隻有在晚上，找借口回到家中，他才像飛出籠子的鳥兒，有了自由，有了歡笑。
平凹見到我和妻子，又是沏茶，又是端蘋果，非常熱情。
我和妻子環顧四周，猛然發現平凹的新居，說是新居，卻不像個新居的祥子臥室不像個臥室，冷冷清清廚房不像個廚房，缺這少那客廳不像個客廳，就說那個也算得上茶幾的“茶幾”，竟是用一個小白油漆桶子充當底座，上麵擺了個用橫豎幾條窄木板釘起的爛板板搭成的桌麵，簡陋而實惠，破舊卻耐用。
我不禁一陣酸楚湧上心頭，就說：“平凹，你這‘茶幾’也該進曆史博物館了。”
平凹苦笑著說：“唉，我這‘茶幾’世上獨一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