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四川評書（附：故事）
“評書”即“平話”，《永樂大典》所說的：“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成文而口說之。”“平話”流行全國各地，四川尤甚。四川乃茶的故鄉，茶館特多，因此，凡有茶館處，便有評書藝人在那裏口吐蓮花，說古道今；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裏都在此輩人一張口中。正如《錦城竹枝詞》所說：“蕭條市井上燈初，取次停門顧客疏。生意數他茶館好，滿堂人聽說評書。”（邢棻《天香室詩》卷上）另一首竹枝詞說：“說書大半愛吳暹，善拍京腔會打躚。一日唱來閑半日，青蚨一串尚嫌廉。”（清定晉岩樵叟《成都竹枝詞》）可見說評書的生意還相當的好，聽眾十分踴躍。
四川評書因其以四川方言夾評夾議地講說故事，流布四川全境，故新中國成立後遂冠以“四川”二字以說明其地方文化特色。
四川評書曆史頗為悠久。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文中所說的“市人小說”即唐代流行的民間“說話”；“太和”為唐文宗李昂之年號（827－835），“太和末”段成式隨任西川節度使的父親段文昌住成都，所記乃成都之事，可見那時成都已流行“說話”（市人小說）。
明代的“平話”在四川亦很流行。據清魏源的《聖武記》記載，我們知道一位叫金公趾的四川平話藝人（“蜀人”）便曾在李定國軍營中講《三國演義》。張獻忠更是請“平話”藝人每天到他的軍營中講《三國》《水滸》諸書，“其埋伏攻襲鹹效之”（清劉鑾《五石瓠》），可見他是把講“平話”作為上軍事課的。據史料記載，當時還有人將明萬曆年間平定播州（今遵義，明時屬四川）宣慰使楊應龍叛亂一事，“造作平話”講說，並由此引起了貴州巡撫郭子章與四川巡撫李化龍二人相互不滿。
到清代“四川評書”特別盛行。清初以後，四川人口增長，經濟發展，給評書藝術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和發展空間，在四川幾乎凡有茶館的地方便有評書，故《成都通覽》說：“成都之茶鋪多，名曰茶社。……在前之鬥雀、評理等事已禁止，惟評書、洋琴二事尚仍舊也。”
當時的“評書”確可謂藝業興旺，名家輩出。清末四川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評書大家，如鍾曉帆（成都）、施昌榮（宜賓）、陸洪藻（宜賓）、戴全儒（成都）、朱子俊（廣漢）、楊琢之（涪陵）、王秉誠（重慶）等，鍾、戴二人尤為個中翹楚。
鍾曉帆（1851－1934），成都人。（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一節）
戴全儒（約1856－1936），成都人。鄉下務農，係半農半藝，擅長鐵馬金戈，撲刀杆棒，如《三俠劍》《薛家將》《金雞芙蓉圖》等。對於戰場廝殺，擒拿短打之表述，對各種古代兵器之比擬，因曾習武於舞台上手比足畫頗像武術行家。特受一般勞動群眾歡迎，將其與鍾曉帆並提而稱為“武狀元”。
清末民初，由於辛亥革命的動蕩，四川評書曾出現一時短暫的衰微，但很快又發展起來。不僅成都、重慶等大城市異常興盛，小縣城、鄉鎮亦非常活躍。一大批評書藝人在全川各地“聚眾譚說”，豐富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使民眾在苦悶的生活裏，精神上得到一種藝術的灌溉”（周芷穎《新成都》），也推動著四川評書藝術向前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各地均組建了專業曲藝團、隊，評書藝術有了一個長足的發展。首先在各地文化部門的領導下，對傳統書目進行了全麵清理，同時逐步開始說新書。此外，創造了短小精悍的“韻文評書”，並很快在各地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