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舊中國，由於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人民生活極端貧困，絕大多數人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而沒有文化或文化水平低下，但他們並非沒有文化生活。正如鄭振鐸先生在《中國俗文學史》中所指出：“一般的民眾，未必讀小說，未必時時得見戲曲的演唱，但講唱文學（曲藝——引者）卻是時時被當做精神上的主要食糧的。許許多多的舊式的出賃的讀物，其中，幾全為講唱文學的作品。這是真正的像水銀拽地無孔不入的一種民間的讀物，是真正的被婦孺老少所深愛看的作品。”因此，在蘇區的各種宣傳活動、文藝演出中，說唱（曲藝）形式如花鼓、連廂、快板、蓮花鬧及各種小調、民謠、山歌等便成為首選的“武器”。因此，各種說唱形式被廣泛利用，填上新詞進行宣傳演唱。如當時流行的《土地革命歌》即采用［垂金扇］（清音曲牌）、《劉湘罪惡歌》采用［祝英台調］、《反對迷信歌》采用［牧羊調］等。這些韻文作品因其通俗、押韻、上口易記，十分受群眾的歡迎，流傳非常廣。紅軍戰士或宣傳隊每到一處向群眾宣傳革命道理，一般都不采用枯燥的演講，而采用群眾喜聞樂見又容易接受的快板、蓮花鬧等曲藝形式。如快板《要翻身 靠革命》：
說起窮人真是苦，又冷又餓住茅屋。
沒有吃頓好飯菜，沒有穿件好衣服。
一年四季忙活路，牛馬畜生都不如。
忙來忙去忙個死，年底算賬欠租穀。
……
苛捐雜稅說不盡，拉夫派餉真凶橫。
……
帝國主義凶得很，瓜分中國全盤吞。
國民狗黨亡國奴，民族利益出賣盡。
帝國軍閥富豪紳，都是人民死敵人。
不將他們打幹淨，窮人永遠難翻身。
工農紅四方麵軍，才與窮人一家親。
我們自己謀解放，拿起刀槍作鬥爭。
……
工農大眾團結緊，武裝鬥爭牢記心。
要想田地分得穩，隻有堅決當紅軍。
要使富紳不抬頭，隻有堅決當紅軍。
赤化全川陣地牢，蘇區永遠得安寧。
窮人利益保得住，政權屬我工農兵。
自由中國成立了，窮苦大眾享太平。①
這段快板通俗上口，造詞淺近，的確做到了“粗識文字的人一看就懂，不識文字的人一聽就懂”，故在蘇區流傳極廣。1934年被收入列寧小學童子團課本中。不久，時任紅四方麵軍總醫院院長的張琴秋同誌曾將此段快板詞配上流傳於通江縣沙溪鄉一帶的山歌曲調，在王坪總醫院俱樂部門前的“女兒石”上教“招呼兵”（相當於軍醫院護理人員）們演唱。由於招呼兵都是16歲以下窮人家的子女，他們表演天真活潑、真切動人，給人們留下了極深印象，流傳更為廣泛。
此外，像快板《莊稼漢》、花鼓調《擴大紅軍》《打敗走狗李煒如》（李係國民黨田頌堯部某旅長，進攻南部，被紅軍擊潰）、蓮花鬧《劉湘罪惡》《革命新聞歌》《送紅軍》《打日本》、金錢板《槍斃“土地”》、錢棍（即連簫）《海棠花》以及快板《消滅劉湘》、小調《十二月唱紅軍》《紅軍遊擊四川省》《歎郎歌》等數十支曲藝作品在蘇區廣為流傳。十分遺憾的是大多數作品都沒留下作者或藝人的姓名。②
部隊的宣傳隊更是走到哪裏便采用各種曲藝形式宣傳到哪裏。據《綿陽市中區曲藝誌》記載：“1935年4月紅四方麵軍12師34團從梓潼、江油進入綿陽境內，警戒、阻擊綿陽、成都方麵敵之21軍，以保證紅軍主力順利西進。紅軍派出宣傳小分隊先後到魏城、徐家、東宣、觀太、忠興、街子等場鎮利用曲藝形式進行宣傳。如順口溜《參加紅軍就是好》、快板詞《剿不滅的紅軍》《叫咱紅軍哥哥快快來》、花鼓《迎紅軍》。
“通過宣傳達到了提高群眾覺悟、宣傳紅軍勝利、鼓動擁軍支前、揭露軍閥暴行的目的，很短的時間在蘇區掀起了參軍熱潮，出現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參加紅軍的動人場麵，綿陽當時有340人參加了紅軍。”
川陝省委、政府自始至終非常重視文化宣傳工作，各級蘇維埃政府都組建有“文化教育委員會”。在部隊和地方組織各種形式的“宣傳隊”“專門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主張，擴大紅軍隊伍”。
當時，究竟有多少個這樣的宣傳隊，現已無法統計了，但有一位宣傳隊隊長是值得我們記住的。他就是宣漢縣蘇維埃文教委員會宣傳委員、宣傳隊隊長、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生命的曲藝作者朱孔陽同誌。
朱孔陽同誌於1887年出身於宣漢縣西北鄉朱家河壩一農民家庭。因家貧，隻讀了兩年書便失學了。朱孔陽自幼酷愛文學，務農之餘自學詩詞書畫。後在宣漢縣城新市街陳家燈籠鋪學徒，出師後便在縣城開了家裝裱店謀生。在此期間，常與本地或外地曲藝藝人交往，開始了他的曲藝寫作。他目睹社會黑暗、官僚腐敗、國是日非的現實，便常編寫一些唱詞以譏刺時政，一吐心中之氣憤。
1933年10月，紅四方麵軍進駐宣漢時，朱孔陽同誌積極投身革命，並擔任縣蘇維埃文教委員會宣傳委員。他和部隊政工人員一道，在縣城東街張家祠堂內辦起了訓練班，招收二十餘名愛唱愛跳的年輕人，傳授金錢板、蓮花鬧、快板、花鼓詞等曲藝形式的編寫與演唱技藝。後縣蘇維埃文教委員會決定，以培訓班人員為主，建立一支宣傳隊，並任命朱孔陽同誌為隊長。他和宣傳隊隊員一道，在紅軍政工人員的幫助下，編寫了大量的金錢板、花鼓、蓮花鬧等唱詞。如《參加紅軍好》《擁護蘇維埃政府》《共產黨為窮人撐腰》《活捉劉湘》等，到四鄉為群眾演唱。這些曲藝節目形式活潑，通俗易懂，因此很受群眾的歡迎。對當時宣漢地區發動群眾鬧革命、擴大紅軍隊伍、支持前線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顧委委員符先輝將軍在《寶貴的精神財富——回憶川陝蘇區時期的文化宣傳活動》一文中就說過：“最流行的是演活報劇了……除了活報劇外，說快板順口溜也是很流行的。都是一些明明白白的大實話，但在偏僻的川陝蘇區，這一切都是新鮮的。現在回轉頭來看，川陝蘇區的這些文藝宣傳，比我們後來在延安看到的扭秧歌還要簡單原始，但確實能打動人心，在十分艱苦的歲月裏，發揮了動員老百姓參加革命的作用。”①
當年川陝省少共新劇團的小演員李仕英後來寫的回憶文章《童養媳當上了小演員》中說：“1934年元月，各劇團為配合中心工作，宣傳‘赤區軍事化，徹底打垮劉湘六路圍攻’。我們新劇隊去到我曾經當童養媳的土地堡演出。群眾聽說看‘文明戲’，幾十裏外的人都跑來了。我們共演出十多個節目，有歌舞、合唱、男女對唱、金錢板、小川戲、獨幕話劇等節目，其中群眾最喜歡看《劉湘投江》《田頌堯自歎》《戒煙歌》（仿打牙牌調）、《十把扇兒》《十勸我郎當紅軍》《八月桂花遍地開》《打雙草鞋送紅軍》等節目。”②
後來，紅軍奉命北上時，朱孔陽同誌親送年僅14歲的兒子朱頂固參加紅軍宣傳隊北上長征（新中國成立後朱頂固曾任重慶市文化局局長）。紅軍北上後，朱孔陽同誌不幸被國民黨抓進監獄，由於嚴刑拷打與長期監禁，於1934年冬犧牲於獄中，時年47歲。現將朱孔陽同誌當年創作的花鼓詞《當上紅軍真快活》抄錄於此以告慰先烈英靈！
一雙草鞋板板薄，草鞋拴上紅索索，
白布襪子穿腳上，外纏一雙灰裹腳。
紅色領章紅似火，身上穿的短撮撮，
腰拴一根牛皮帶，斜掛一串子彈殼。
頭上戴頂八角帽，帽上紅星光閃耀，
身背一把大馬刀，肩扛一支漢陽造。
紅軍殺聲陣陣喊，土豪劣紳腦殼掉。
土豪劣紳腦殼掉，幹人個個哈哈笑，
緊緊跟著蘇維埃，分田分地分衣帽。
田地房子分到手，展勁生產爭豐收，
為了紅軍打勝仗，手裏有糧心不愁。
洋號一吹就集合，紅軍哥哥心裏樂，
個個都是英雄漢，當上紅軍真快話。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