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羅躍光還利用［玉娥郎］［疊斷橋］兩支清音曲牌連綴編寫了歌頌愛國將領、國民黨某部營長姚子靖率部抗擊日軍，壯烈犧牲事跡的四川清音《吊姚營長》，首段詞如下：
［玉娥郎］丁醜之年孟秋辰，起刀兵，倭奴入寇據平津。假捕日逃兵，轟炸宛平城。盧溝橋賊發炮任意來橫行，燕山烽火遍地生，吊北平，三代舊都城，國粹寶珍奇，唐朝果，宋朝槐，古跡屬敵（人）。
［疊斷橋］想罷痛在心，倭奴太橫行，不顧公理，炸學校殘我華民。（後略）
當時，曲藝藝人們盡管生活得十分貧苦，但在抗日救亡運動浪潮的鼓舞和影響下，紛紛在全川各地組建或加入了各種形式的“抗日宣傳隊”組織，以各種方式作著宣傳抗日救亡的努力。如瀘縣（今瀘州市）由評書、竹琴、花鼓、清音、金錢板等藝人組成的“瀘縣通俗評話社”就明確規定，每個藝人無論在何時何地作場行藝，都必須先演唱一至二段宣傳抗日救亡內容的曲目後，方能開始賣藝。像金錢板《六十年國恥》《趙金彪大戰盧溝橋》等便是經常演唱的曲目。資中縣藝人陽青雲、陽誌青兄妹持資中縣雜藝人員抗戰建國會證明，徒步到成都各縣做宣傳。以花鼓、金錢板等曲藝形式演唱了《盧溝橋事變》《華北失陷》《王銘章大戰滕縣》等抗日曲目。
1939年3月27日晚，成都的揚琴藝人郭敬之、葉南章、廖阿阿、老九（名不詳）等在提督街“協記茶社”演唱抗敵揚琴新詞《王上將勝戰殉職光榮記》，即受到聽眾熱烈歡迎。一致認為這是“崇拜民族英雄，激起社會愛國情緒之有效宣傳”，讚揚上述諸人“努力合作，始終不懈”的愛國熱情。一位劉姓藝人因不願演唱此曲還受到聽眾的責備。①
在當時的陪都重慶，其抗日宣傳活動更加活躍。全國文化界抗敵協會在重慶成立了通俗文藝工作委員會，“號召說唱藝人和有條件的話劇等表演團體積極開展演唱新曲藝活動，以加強抗敵宣傳……並且，在文協領導下，說唱界還組織了抗日宣傳隊，分赴川中各地演出。如由隊長孫海山，隊員餘順和、餘金枝、劉少華、謝子林、李遠德等組成的重慶市區宣傳隊，除在本市演出外，還巡回到瀘州一帶，並結合演出出售木刻小唱本（俗稱“掛掛書”）以擴大宣傳。特別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他提倡文藝通俗化，強調為抗戰服務而大力扶持說唱藝術，親自編寫唱詞，並於抗戰初期就收留了河南墜子演員到重慶宣傳抗日，後又支持永川縣民眾教育館周敬承出版了《四川金錢板研究》一書，並為該書題詞。他還帶領周敬承等組織的一支說唱藝術小隊，從重慶到內江、自貢、樂山等地演出，為抗日將士募款捐製寒衣”（《重慶文化藝術誌》）。
當時曲藝藝人的種種努力，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刊發在1938年《文藝陣地》第一卷第四期探馬的文章《成都的通俗文學運動》即指出：“但我們不能忘記，這其間又有一支人馬斜刺裏殺將出來作這種努力（指抗日宣傳——引者注），他們乃是從不為文壇人士注意的‘清音業者’。所謂‘清音業’，就是包括‘清音’、‘說書’、‘打金錢板’等職業的組合。原來四川成立省抗敵後援會，各行各業都奉命成立了支會。清音業這一支的人還不明白他們自己的力量，不知什麼人點醒了他們，他們作了許多金錢板一類的時事唱詞給‘省抗會’……他們先後刊行了‘抗敵新文’《上海大戰》，有一冊是‘漢奸新文’《槍斃李服膺》。每冊不過售銅板兩枚（不到二分錢——原注）。”
在整個抗戰時期，四川曲藝藝人不僅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同時也積極參加節約救國獻金運動，從自己十分菲薄的收入中拿出部分捐給前方抗日。成都的盲藝人賈樹三就曾於1939年冬天，將自己三天的演唱收入全部捐獻，供前方抗戰將士製寒衣，並親送兒子賈玉林從軍抗日。① 1941年1月7日的《自貢民報》亦報道：“此間清音會愛國不落人後，自動組織會員到各鄉鎮，口唱竹琴勸募寒衣，所有夥食用度亦會員自給，結果募得寒衣代金三百五十五元二角五分，除該會出發時購置卡片等共用去洋六十一元外，淨餘法幣二百九十四元二角五分，業已繳存裕商銀行彙解。”1944年7月9日《新運日報》也報道說：“大文堡執花鼓書唱業之邱俊章、王惠家呈送法幣一千元，請第三警察局轉獻馮玉祥將軍……為數雖甚少，但其熱忱至堪敬佩，可謂已盡到出錢出力挽救國家之責。”這類報道在四川各種報紙上實在不少，這裏不能一一例出，足見四川曲藝藝人抗日愛國熱情之高，書於史冊應是當之無愧的。
抗日戰爭時期四川曲藝及藝人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時四川曲藝藝術也得到了一個長足的發展與提高。這是因為有一大批進步文化人、作家、戲劇家、詩人、音樂家自覺加入到曲藝（當時稱通俗文學、俗文學等）的創作活動中的結果。
“抗日戰爭爆發後，全民總動員，一切為了抗戰。客觀現實要求文學與新的鬥爭形勢相適應，通俗文學從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鍾敬文語）茅盾先生也提出“抗戰文藝中如果沒有民間文藝形式的作品，那就決不能深入民間”。
周恩來同誌在“全國文協”成立大會上就特別強調：“文藝的大眾化，應該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最主要的任務。”因此“文協”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鄉”的口號。當時，“全國文協”主持日常工作的老舍先生就是一位積極的倡導者和實踐者。老舍說過：“在戰爭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的，在抗戰中，寫小說、戲劇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不管什麼是大手筆，什麼是小手筆，隻要是有實際功用和效果的，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替槍吧。既願以筆代槍，那就寫什麼都好，我不應因寫了鼓詞、小曲而覺得有失身份。”老舍先生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先後創作了大鼓詞《王小趕驢》《新“拴娃娃”》《張忠定計》《遊擊戰》《打小日本》《抗戰一年》、相聲《中秋月餅》等曲藝作品。並曾和藝人歐少久合說相聲《中秋月餅》，反應非常熱烈，甚至有聽眾不讓老舍下台，歡迎他接著說。被譽為“大兵詩人”的馮玉祥也加入到曲藝（通俗文學）創作的行列中。先後創作了快板《守滕縣》《小英雄》《大傻瓜》《莫斯科》及《抗戰道情三首》（即竹琴）。趙景深的鼓詞《大戰平型關》、王冰洋的唱詞《杏兒山盡忠》、鄭菁士的唱詞《南京浩劫》、席征庸的唱詞《太行烈士》等，此外，還有陸文俊、周文、老向、施誼、沙梅以及周敬承、王永梭等一大批進步文化人及民間藝人投身其中，或創作曲藝作品，或撰文鼓吹提倡發展“通俗文藝”，或參加各種宣傳義演活動，真可謂不遺餘力。①
第二節 川陝蘇區唱新曲
川陝蘇區，是指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建的一個重要根據地——川陝革命根據地。它地處四川、陝西兩省交界的大巴山和米倉山脈，深穀延綿，山勢陡峭，草茂林深，縱橫兩千餘裏，交通十分困難。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根據地軍民與國民黨反動派四川軍閥劉湘、田頌堯等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川陝蘇區“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紅四方麵軍主力自鄂豫皖根據地轉移到川北後，在川陝邊黨組織和王維舟率領的川東遊擊隊配合下創建的。它以通（江）南（江）巴（中）為中心，最盛時的範圍包括有二十多個縣政權，約六百萬人口，紅四方麵軍擴大到五個軍……約八萬餘人。一九三三年二月，成立了袁克服任書記的中共川陝省委和熊國炳任主席的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六月，成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副主席陳昌浩、徐向前，參謀長曾中生。一九三五年三月，紅四方麵軍退出川陝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留下的紅軍獨立師在劉子才等領導下堅持遊擊戰爭”。①
“在中共川陝省委的領導下，川陝根據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鬥爭，取消了地主階級、封建剝削者的土地所有製，農民分配了土地，奪得了土地革命鬥爭勝利，極大地宣傳、發動了群眾，提高了人民群眾的階級覺悟。”“在川陝根據地建立、鞏固和發展的整個過程中，革命文化工作始終是整個革命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規模浩大，廣泛持久，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為群眾喜聞樂見，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在根據地各項工作中起到了積極的先導作用，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② 在整個蘇區文藝創作和文藝演出活動十分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