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新聞，這是因為她英勇抵抗（日本侵略），因為她克服了麵臨的巨大困難。隻有偉大的人民才能做到這樣。他們（中國人民）不僅是偉大過去的繼承者，而且對他們的未來也建立了發言權。
幾十年來，我一直想從中國領導人和其他政治家的言論中尋找有關印度的話，那真是鳳毛麟角，好像印度對中國領袖們來說，就像金星那麼遙遠。唯一的例外是孫中山。可是，我發現光是尼赫魯《印度的發現》一本書中所提到中國的地方，就比孫中山畢生言論中提到印度還多。《印度的發現》是1944年尼赫魯在監牢裏寫的。那時他還沒有執政，但印度獨立的現實已經湧現（因為英國已經承諾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後讓印度獨立），尼赫魯成為獨立印度最高領導人的可能性也已經明顯（因為“聖雄”甘地早已聲明他不願意擔任政府職責，也公開說，尼赫魯是領導印度共和國的最理想領袖）。尼赫魯寫《印度的發現》和蔣介石寫《中國的命運》以及毛澤東寫《論聯合政府》的目的很相似，一方麵闡述他自己的世界觀，另一方麵也勾出他對印度發展前途的預見。可是，尼赫魯所寫的580頁闡述印度問題的書中，總共有100多次談到“China”和“Chinese”，不可謂不多矣。更重要的是：書中洋溢著對中國的敬仰與感情。尼赫魯說：“雖然我看到變遷大踏步地走來，卻總是懷念著印度與中國文明非凡的持續與應變的能力，並且（看到它們）能在漫長的年月和無數變更與危機中成功地保存了自己的身分”。“曆史顯示，印度和中國（比希臘）有更堅強的基礎和堅持能力。雖然它們被摧殘得搖搖欲墜、一落千丈、前程渺茫，但終究堅持下來了。古希臘那麼光輝燦爛，卻隻有短暫的生命……”他說，中國有偉大的文明，中國發展超過歐洲，曆史上中國人明顯地“比歐洲任何民族更文明”。尼赫魯認為：抗戰時期，中國長期堅決抵抗的精神可佩。
那不但是因為中國地方大，而且“要有決心抵抗才能維持地方大的優勢，才不會崩潰、投降。”1945年，尼赫魯以名譽主席的身份在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主持“中印學會”第五次年會時說：“我認為很顯然印度和中國在將來很有必要互相靠攏。當然這也是必然地會繼續古代的友好情結，但卻超越了它的。我們客觀地分析世界局勢的發展，印度、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似乎不可避免地會團結起來、共同發展，不但發展文化交往，而且通過商業、貿易共同發展經濟。否則，它們就無法有效地抵製所謂的西方強國的侵略……一個統一的強大的中國和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印度應該相互靠攏。它們之間的和睦與友誼不但對它們本身有利而且會有利於廣大的世界。”1947年3月23日在新德裏舉行的“亞洲關係會議”（一度叫做“泛亞會議”）的開幕式上，尼赫魯說：“中國這個有強大過去的強大國家，我們的鄰國，是多年來我們的朋友，這一友誼還會持續與增長。”他又說，中國是“對亞洲給予了極大好處的偉大國家，人們對她的期望也特別巨大”。尼赫魯認為中國對亞洲（包括印度）給予了極大的好處，又說對中國有巨大的期望是負責任的言論，應該當作印度對華政策的基礎。當然，這一基礎還得適應日益變遷的深刻遭受外來影響而變更的印度內在發展。更具體地說，尼赫魯對偉大中國的感覺在中印邊界糾紛與衝突中是受到損傷的，這也不是印度或尼赫魯能夠製止而不發生的。因此，尼赫魯政治化合物這第二因素損傷的就是它的第三因素，即尼赫魯心目中掌握的印度切身利益。
現在轉到這第三大元素上來――尼赫魯作為印度共和國的首任總理必須具有務實精神，緊抓印度切身利益。在這一點上，尼赫魯在印度評論者眼中也有失職之嫌。譴責尼赫魯的著述從未間斷，一直至今。請看下麵這段印度人最近的評論：
整整12年尼赫魯不斷得到警告，指出他的政策錯誤，人們批評他的失誤，而他卻再三強調他所采取的行動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恰當的。他對中國、對西藏的措施一錯再錯，他繼續宣稱能夠應付來自邊境的挑戰。他所有的弱點都在被中國戰敗中暴露無遺。
印度著名報人曼克卡爾（D.R.Mankekar）於1968年出版了《1962的罪人》（The Guilty Men of 1962），把印度1962年的“災難”歸罪於尼赫魯、梅農和國會中反對尼赫魯政策的政客。曼克卡爾對尼赫魯的批評是相當客觀的。他特別分析了尼赫魯對所謂的“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的決定應負的責任，以及他在1962年10月13日在德裏機場對記者談話時所說的要把中國軍隊“趕出國境”的意思。
中國學者認為尼赫魯是中印交惡的罪魁，主要有三大原因：①尼赫魯在中印邊界談判中態度過於強硬，使談判無法繼續；②他在邊境上推行“前進政策”，蠶食中國領土；③他公開宣布要用武力把中國軍隊“趕出”爭議地區。
前麵已經提到趙蔚文和戴超武的分析，正是針對這三點。雖然中國學者也承認尼赫魯有過親華的思想感情，但認為他更多地受到美國和蘇聯領導人反華的影響，屈從國內右派與鷹派的主張，錯誤地估計中國由於內部動亂與自然災害而沒有與印度大戰的能力，因而犯了這三大錯誤。我認為，這種分析有一定的正確性，但比較片麵，對尼赫魯的要求過於苛刻。我清楚地記得，1964年尼赫魯逝世時，新德裏國家檔案館副館長羅易（S. Roy）和我私下談話的分析。他說：“尼赫魯缺乏獨斷獨行的能力也因而落得悲慘的下場。”他的意思是：尼赫魯是對他周圍的主張對中國強硬的言論妥協而沒有堅持自己改造世界的革命信念。我很同意他的話，但是也覺得：①尼赫魯生來就是既有理想又靠妥協來出頭的，要他獨斷獨行是辦不到的；②尼赫魯的理想過於超前，無法在他自己的政治世界實現。
尼赫魯對中國產生好感的過程中，西藏問題並沒有浮現，他所憧憬的是2000年來取經和尚與商人往來不絕的兩大文明之間的和平共處。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製定中印友好政策時也並沒有看到西藏問題可能產生的障礙。其實，西藏在英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中所占的地位和蒙古在沙俄帝國主義對華政策中所占地位相似。對中國來說，曆史上蒙古和西藏歸入中國版圖不是中國從中原地帶向外擴張、征服的結果，而是有一個複雜的過程，簡言之是它們自己加入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來的。在20世紀中葉，蘇聯繼承了沙俄，印度共和國繼承了大英帝國的“印度王國”（British Raj），可是蒙古和西藏的歸宿卻截然不同。外蒙古被蘇聯的強力割出中國版圖，西藏仍留在中國版圖內，還變成了曆史上從未有過的中央政府有效統治的組成部分，這樣大的區別對國際上的影響非同小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恐怕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在1950年解放軍進駐西藏以後，印度輿論激動不堪。尼赫魯卻是印度政要中唯一保持冷靜，花了大力氣使它沒有成為中印關係的主要疙瘩的。如果當時尼赫魯和中國解放西藏的進程對著幹，那就會鬧大了。當然，尼赫魯從心底裏是同情西藏獨立自主的，隻是沒有公開說出而已。正因為他心底的同情，又加上印度標榜“不結盟”，所以他對美蔣特務利用印度領土支持西藏叛亂的活動也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從總的來說，尼赫魯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對中國有利的。情報局長馬利克的書中透露，1956年達賴喇嘛到印度參加佛陀誕生/成道/涅？2500周年慶祝活動，住了兩個月以後不願回西藏去了。尼赫魯一方麵要馬利克通過達賴的哥哥勸他回去，另一方麵又應允去和周恩來商談不要使西藏的氣氛太緊張。馬利克本人是反華、反共的，他在書中極力主張印度積極支持西藏獨立，也反映出尼赫魯是頂著強大的反對勢力而爭取印度中立的。
關於尼赫魯在邊界談判中的強硬態度，許多退休的印度官員都提出批評，特別認為尼赫魯在西段不讓步是沒有可靠的曆史依據的。但是，應該看到，他在談判的過程中處於背腹受敵的狀況――一方麵中國譴責他態度強硬，另一方麵國內各種勢力（包括黨政內部）都譴責他態度軟弱。正像羅易對我說的，尼赫魯“缺乏獨斷獨行的能力”。他被夾在兩個強大反對勢力之間，他如果不表示“強硬”就無法當這個印度總理了。我們用整體的觀念來看，就能對他有所體諒。
自從英國記者麥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於1970年出版《印度的中國之戰》（India's ChinaWar）一書把中印交惡的主因歸罪於印度政府的“前進政策”以後，中國學者就緊緊抓住這一點。前麵已經提到，曼克卡爾在《1962的罪人》書中，探討了“前進政策”的來龍去脈，認為這是尼赫魯決定加強邊防所引起的，而加強邊防最主要的決定卻是新成立第四兵團，由後勤部長考爾（B.M.Kaul）中將指揮。他是尼赫魯的親信，經常越級向尼赫魯請示。這位考爾的政治生涯被中印邊境戰爭毀滅以後，於1967年發表了為自己辯護的言論，書名《沒人知道的事》（UntoldStory），等於為自己開脫，把1962年印度戰敗的責任都推到尼赫魯身上。他引了公元前印度著名曆史人物詹納克雅（Chanakya）的話說：“一個不能預料到敵人動向的國王卻抱怨遭（敵）人暗害就應該被推翻。”客觀的曼克卡爾既不讚同考爾推卸責任的態度（他說，人們稱考爾為“將軍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將軍”），他也不同意把“前進政策”的責任完全推到考爾身上，反映出當時印度決策情況的混亂，不能把一切都歸罪於尼赫魯。曼克卡爾還透露，考爾接到命令要把中國軍隊從塔格拉山脊趕走，感到無法執行，他向尼赫魯請示，最後於1962年10月11日在尼赫魯辦公室（國防部長梅農也在場）決定不急忙行動。兩天後尼赫魯在德裏機場被記者包圍卻說出已經下令把塔格拉山脊的中國軍隊趕走。記者問他有沒有時間表，尼赫魯說：“我不能決定時間。那完全是軍隊應該決定的。”可是經過記者報導，尼赫魯這番話就變成“對中國宣戰”了。實際上，當時無論是政府與軍隊的決策者，或是秘密情報，都不認為中國會發動大規模“反擊戰”的。換句話說，當時尼赫魯也不過是虛張聲勢，不料中國方麵卻動了真格。
我們把尼赫魯的政治靈魂這三大元素弄清以後，對為什麼尼赫魯沒有變成毛澤東的“新相知”，對中印關係由甜轉酸，對尼赫魯應不應該承擔各方麵加到他頭上的罪名也許可以有個客觀的認識了。
三、結尾
在前麵的討論中，我們沒有回答為什麼毛澤東那段對尼赫魯的“悲莫悲兮”與“樂莫樂兮”的臨別贈言曆史佳話在個人的心中埋藏了40年才被發掘。那天的晚餐沒有其他中國領導人參加（大概是毛澤東有意讓它成為私人之間的往來），因此政府內部也沒有人談起。也不知道政府檔案中有無記載（本書中國領導人論述印度的部分中，有此段話，但未明確是在什麼場合講的――編者注），幸虧有印度朋友白春暉在場（充當尼赫魯的翻譯）。凡是見過白春暉的人都佩服他那一口既流利又標準的中國語。他曾經留學北京大學，當過黎錦熙、馮友蘭、吳曉鈴等著名教授的學生，他的中國國學基礎紮實，這“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的屈原詩句在他那印度頭腦記憶中安然無恙地儲藏起來，40年後，他竟能一字不錯地背出，真了不起。不然的話，這段中印關係史的佳話就會失傳了。他對增進中印了解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段佳話被發掘出來，說明今後中印之間增進了解有著光明前景。
孔夫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我們從今天的“入位認識”（以今天的環境觀進入曆史人物的環境）來看，孔子這話正是對中印關係從毛澤東和尼赫魯1954年的“青山雲雨”、“吳洲見月”式的推心置腹到1962年兩國之間的反顏為仇、刀兵相見的社會學的深層分析。孔子“性相近也”所強調的是不同的個人、集體、國家、文明都會自然而然地互相吸引、互相靠攏、產生感情，毛澤東那與尼赫魯的“生別離”和“新相知”的依依惜別正是這一社會規律的表現。可惜的是，社會生活中還有另外一種規律，那就是利益的衝突會扭曲人的善良本性，使兄弟反目，朋友成仇，這就是孔子“習相遠也”的寫照。尼赫魯作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對孔夫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也有某種先見之明。他在1938年4月10日寫給譚雲山的信上說：“中國和印度在過去的許多世紀中對人生持有一定的理想。在今天的世界上，這些理想應該對不斷變化的環境有所適應。我相信我們兩國會在世界和平、自由的大業中共同合作，但無論是幸運還是倒黴的時候，我們誰也不會為了尋求暫時的好處而把自己的靈魂拋棄。”尼赫魯這兒說的“暫時的好處”指的正是上麵談到的利害衝突。這就是“文明衝突論”所走不出的人類活動的怪圈。其實人們之間常見的利害衝突並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往往是對真正的、長遠的“自我利益”缺乏了解。尼赫魯所說的“把自己的靈魂拋棄”，正是批評這種缺乏自知之明。隻可惜他自己也犯了這樣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