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赫魯任職期間，中國與印度經曆了從“兄弟”到仇敵的嬗變。1954年，尼赫魯訪華時毛澤東認他為“新相知”，表達了對尼赫魯的深切感情。可是，幾年後，這位“新相知”便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消失。譚中在《尼赫魯：消失的毛澤東“新相知”》一文中分析指出，尼赫魯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給予中國很大的同情和支持，毛澤東深受感動，兩位領袖互通信件，可謂神交。新中國誕生後，尼赫魯又給予了積極的支持，毛澤東稱“印度是偉大的國家，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作為兩個新生的發展中大國都認識到需要建立友好合作的關係。這些使毛澤東對尼赫魯本人由衷地產生了真摯的感情。譚中對中國認為尼赫魯是中印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的“定型”思考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從構成尼赫魯政治思想的三要素――西方的文明精神、進步開明左傾的理想境界、以及維護印度的切身利益，分析了這種“新相知”未能持久，從而也未能避免中印關係的惡化的內在因素。
尼赫魯是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他執政的17年裏，他帶領印度人民走上了現代化道路――建立聯邦製和議會民主製；推行優先發展重工業及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方針；進行農村土地改革，發展農業生產；實行宗教平等，消除種姓製度，實現社會世俗化等。林承節的《尼赫魯――印度現代化大業的奠基人》，從這幾個方麵論述了尼赫魯的功績。
作為兼任外長的總理，尼赫魯還為現代印度製定了和平獨立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尚勸餘教授的文章《尼赫魯――印度不結盟外交的締造者》論述了這一政策的形成及實踐。他認為，這一政策的思想基礎是民族利益與國際利益的統一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結合。他指出，尼赫魯實踐了這一政策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保障了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的獨立性和自由度；獲得了外部世界的援助與合作；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了貢獻；維護了印度國內的統一與穩定。
尼赫魯：消失的毛澤東“新相知”
譚中
1954年尼赫魯訪華，在離開北京前夕到中南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官邸單獨晚宴。宴畢毛主席親自送尼總理到汽車旁，握著他的手，用濃厚的湖南口音對這位相見恨晚的印度領袖說出屈原（《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的詩句與尼赫魯告別。我是1994年第一次從印度友人、尼赫魯訪華時擔任隨身翻譯、官至印度駐韓國大使才退休的白春暉（Vasant V. Paranjpe）口中聽到這從來無人報導過的曆史佳話，經過千呼萬喚地懇請，他才把它記諸文字。當時印度外交部請我為“印度對外文化關係局”（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的刊物印度地平線（Indian Horizon）編一期《印度與中國特刊》來紀念“五項原則”誕生40周年，我就把他的文章（包括了這段逸事）編進去了，我高興地看到它已為許多中國國際研究學者引用。
毛澤東是重感情的人，他一生也不知有過多少感情衝動的時刻，可是與外國領導人如此信誓旦旦、依依不舍尚屬稀有。毛澤東為什麼對尼赫魯說“生別離”並認他為“新相知”呢？這是本文想討論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既然毛澤東和尼赫魯有了這樣一段動人的交情，為什麼中印關係會惡化呢？為什麼以上這段曆史佳話會深藏心底，要到40年以後才能在社會上流通呢？
一、三點曆史佳話的三大原因
現在來談第一個問題：毛澤東為什麼會在1954年對平生首次相逢的印度領袖說出“生別離”與“新相知”的話來依依惜別呢？中國文明最講究的是：天時、地利、人和。“人和”外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手腕的強項，毛澤東是按照“氣同則從，聲比則應”的傳統規律，想通過尼赫魯訪華而與他變成莫逆之交以增進中印兩國的團結合作。我認為，在中國外交史上，1954年10月19日尼赫魯抵達北京，北京“傾城傾國”，尼赫魯和女兒英迪拉？甘地夫人由周恩來總理陪著乘敞篷車由機場到賓館，受到100萬人夾道歡迎（這是印度各大報紙所報導的，新華社報導是50萬），空前絕後。這當然是毛澤東一手安排的（還有周恩來的積極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尼赫魯在北京的時候，和毛澤東對話的時間大大超過尼赫魯和他的中國對等者周恩來（尼赫魯和周恩來恰恰同是總理兼外交部長）在北京的相會，這是毛澤東有意破格招待。我們應該從整體觀念來看這三點曆史佳話――百萬人空巷歡迎；毛澤東破格招待；毛的“生別離”和“新相知”依依送別。
造成上麵這三點至少有三大原因。第一，毛澤東對尼赫魯不但早有所聞，而且和他通過信，兩人之間早就有一種神交的關係。第二，毛澤東和他的緊密戰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最擔心的是得不到外國承認，尼赫魯領導的印度是蘇聯共產主義集團以外最積極歡迎新中國誕生的。第三，尼赫魯和毛澤東、周恩來在20世紀50年代有誌把中印關係建成嶄新的模式，在1954年共同締造了名叫“潘查希拉”（Panchsheel）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在探討尼赫魯和毛澤東之間的神交之前，必須先從抗戰爆發之初尼赫魯響應朱德關於給與醫療援助的請求。其實抗戰一爆發尼赫魯就積極支持中國抗日。他於1937年12月18日就在阿拉哈巴德發表了《聲援中國呼籲》（12月20日由《孟買記事報》TheBombayChronicles刊載）。他在《呼籲》中號召印度同胞一方麵抵製日貨，另一方麵“為提供醫療援助而捐款”。他說：“我們已經收到（中國）緊急需要醫療援助的要求，我殷切地希望印度人民盡力捐獻，使中國受苦受難的人得到救濟。”到了12月24日，尼赫魯收到了朱德的信（這是毛澤東用朱德的名字寫的），要求醫療援助。尼赫魯當即發表聲明（12月25日在《印度教徒報》The Hindu上發表）。在聲明中，尼赫魯稱讚了朱德率領紅軍長征的“軍事曆史上的傑出事跡”，並且建議每年在全印度各地舉行“中國日”募捐支持中國抗戰。與此同時，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印度大文豪泰戈爾立刻響應，捐款500盧比（價值500英鎊）給尼赫魯的“中國救濟基金”。
35年前，我從新德裏尼赫魯博物館圖書館抄錄了1939年7月11日尼赫魯從阿拉哈巴德家中寄給“中國陝西延安毛澤東先生”的信，現在把全文翻譯如下：
親愛的朋友：
你5月24日的信剛剛到達，帶給我極大的愉快。我們許多年來懷著敬仰，關注著你的事業與八路軍的命運。自從日本侵略中國以後，印度人民完全站在中國人民一邊。我們很想對你們從事的巨大事業給點幫助。可是，你知道，我們自己也在為自由而奮鬥，把全部精力都花費在鬥爭之中。我們已經代表印度國大黨派出醫療隊作為和你們團結、對你們有所幫助的一點心意。我們對愛德華大夫領導的醫療隊能為八路軍做些貢獻感到極大的滿意。
我真誠地希望訪問中國，向中國人民表達印度人民的良好願望。如果國際形勢允許的話，我很可能在八月底或九月到中國作短期訪問。如果我去了，殷切希望能有幸會見你，並對八路軍致敬。
祝願你為中國人民的事業取得成功。
尼赫魯
1939年7月11日
同一檔案卻沒有收藏毛澤東於1939年5月24日寫給尼赫魯的信。
我高興地看到，北京大學退休教授林承節從尼赫魯英文書《舊信一則》中找到毛澤東原信的譯文。毛寫道：“我們希望告訴你，印度醫療隊已開始在這裏工作，受到八路軍全體指戰員的極熱情的歡迎。”並且說：“我對偉大的印度人民和印度國大黨給予中國人民的醫療上和物資上的援助表示感謝，並希望國大黨和印度人民繼續給中國人民以援助，以協助我們驅逐日本侵略者。”
林承節書中還引了1943年4月5日毛澤東自己和朱德聯名寄給“印度國大黨諸先生”的信，內容也是感謝國大黨派出的醫療隊。我們知道，印度援華醫療隊完全是尼赫魯一手操作的。醫療隊隊長愛德華大夫（Dr.M.Atal）是尼赫魯的親戚，所以這封信也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寫給尼赫魯的信。我們從印度學者的著作中，還看到毛澤東自己和朱德聯名寫給尼赫魯的另一封信，日期是1940年7月，動機是回應並感謝尼赫魯於當年4月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發表的《印度的要求和英國的回答》（India's Demand and Britain's Answer）文章中所表達的中印友好感情。
尼赫魯在文章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