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官僚與宦官的鬥爭，針鋒相對。如司隸校尉李膺捕殺張朔，就是一例。原來，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曾任野王（今河南泌陽縣）令。他貪殘無道，殺害百姓，後來逃回京師，藏在張讓家的合柱中。李膺知道後，便率吏卒破柱，捕獲張朔，交洛陽獄處死。李膺處死宦官黨羽的事件，引起宦官的仇恨。
但是李膺的舉動，卻受到士人的支持。那時候，京師洛陽的太學，有太學生三萬餘人。他們以郭泰、賈彪為首，“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後漢書，黨錮傳·序》），公開抨擊時政，形成一股“清議”之風。太學成為反對宦官活動的中心。他們擁戴反對宦官的官僚，為之大造輿論。李膺捕殺張朔，太學生譽之為“天下模楷”。這種褒貶議論，產生很大的影響，也受到官僚的支持。宦官對此非常仇視，便尋機進行鎮壓。東漢末的兩次“黨錮”事件，就是在這種情況發生的。
第一次“黨錮”事件，發生在延熹九年（166）。當時，宦官黨羽張成，善於占卜術。他預卜將有大赦，便教唆兒子殺人，被司隸校尉李膺捕殺。於是，宦官指使張成的弟子牢脩上書，誣告李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同上）。桓帝詔令郡國逮捕“黨人”，被捕的有李膺、杜密和陳寔等200餘人。同時，還派使者四出追捕在逃的“黨人”，或懸賞緝捕。直到第二年，賈彪回到洛陽，請求外戚竇武、尚書霍諝上書申訴，桓帝才下令赦免李膺等人。結果李膺及黨人200餘人，被遣歸鄉裏，禁錮終身不許做官。
但是，官僚反對宦官的鬥爭，並沒有停止。建寧元年（168），桓帝死後，12歲的靈帝繼位，竇太後臨朝聽政，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共輔朝政。陳蕃、竇武起用李膺等人，共參政事。他們計欲誅除宦官，終因機密泄露，宦官曹節、王甫迫使太後交出璽綬，又派人持節收捕竇武。竇武發北軍數千人征討，王甫將虎賁、羽林千餘人對陣。最後，竇武被圍自殺，陳蕃先於竇武遇害。從此宦官氣焰更加囂張，對黨人的鎮壓變本加厲。在這種情況下，第二次的“黨錮”事件，終於發生了。
事情是這樣：宦官侯覽作惡多端，山陽督郵張儉兩次上書告發，但奏章都被扣下，侯覽對此懷恨在心。建寧二年（169），侯覽指使鄉人朱並上書，誣告張儉與同鄉24人結黨謀反。靈帝下令逮捕“黨人”，張儉被迫逃往塞外。宦官曹節借機指使官府奏請將過去的“黨人”李膺、杜密、朱寓、範滂等一起收捕下獄治罪。結果有百餘人死於獄中，其家屬都被流徙邊地。當時在各地收捕的“黨人”，被殺、流徙、監禁的多達六七百人。
熹平元年（172），竇太後死去，有人在朱雀闕上書寫道：“曹節、王甫幽殺太後，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屍祿，無有忠言者”（《後漢書·曹節傳》），揭露宦官統治的黑暗。於是，宦官再次收捕“黨人”，又有太學生1000餘人被捕。熹平五年（176），永昌（郡治今雲南保山東北）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申冤，要求赦免他們，卻遭到逮捕並掠殺。於是，宦官又借機讓靈帝下令州郡，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甚至包括五服之內的親屬，都一律免官禁錮。這次“黨錮”事件，延續十餘年之久，株連甚廣。
東漢末年的“黨錮”事件，是東漢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政治集團爭權奪利的鬥爭。它反映東漢的政治危機日益加深，並加速了這個王朝的敗亡。
十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黃巾大起義
東漢近200年的曆史，是豪族地主膨脹發展的重要時期。他們對於土地財富的瘋狂掠奪，從東漢建國之初即已開始。自和帝以後，功臣貴勢豪族奪取最高統治權，掠奪更加肆無忌憚。當時由於政局交替頻繁，新上台的每一批貴勢豪族，無一例外都以聚斂土地財富為目的。從竇憲對土地的占有，不放過皇室，到梁冀霸占的家產，集全國一年租稅的一半，就是兩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經過外戚豪族的洗劫之後，到東漢末年，又換來更貪婪的宦官。宦官是後起的勢家，更富於掠奪性。侯覽貪侈奢縱，強奪民宅380餘所，強占土地近120頃，建起第宅16區，是一個典型的暴發戶。那時的統治集團，腐朽殘暴，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漢靈帝的宮女，多達數千人；每日僅衣食一項，花費達百金。為了滿足私欲，漢靈帝公開賣官，而且巧立名目，規定郡國貢獻，要向內署先輸“導行費”。他們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諸郡之寶，天下之繒，司農之藏，太仆之馬，無不集中宮廷供皇室享用，以至“調廣民困”，“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