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敢斬閻羅討得命2
把追求欲火燒旺些
戴上“癌症分子”帽子之初，我即擔心我的發展、進取將會因此受到影響。後來的種種跡象使我感到，我隻是做這樣的擔心，做這樣的思想準備，未免樂觀了一點，未免天真了一點，我可能由“公務員”而“私務員”，由“坐辦公室”而“坐家”。我受到刺激，我不悅。但是，我的性格、品質，很快將我置於從容狀態。
我那時就開始考慮怎樣走擺在我麵前的新路，我會走出個什麼樣子來。我不知道具體情況如何，但我堅定地對我的中晚期胃癌說：“你既然向我提出挑戰，我就讓你明白，我不是隻能走平坦大道的，我在逆境中，在受挫折時，也是能夠撲騰兩下子的。我不會隻滿足於我的肉體的存在和延續，我要努力實現存在的肉體所應該實現的最大價值量，使個體的生命輝映出精神的光芒來。我不敢說我在將來屬於我的那個新的層麵上活得多麼的輝煌，但也絕不會活得十分的窩囊。”
果然不出所料，病後的第三年，我退了休，“解甲歸了田”。我沒有把我的家當成等候室，等候著死亡的來臨。我把我的家當作起居室，當作征途中的臨時落腳地、棲息地。我要投身到洶湧澎湃的生活急流中去，相處、交往與創造。我要走我的新的路，進行新的追求。半道上，我也曾憂慮過、困惑過、遲疑過，使我的雙腿沉重了起來。很快我就告誡自己，自信才是應該的。路總是越走越寬的。不是已經有了別人的和自己成功了的先例了嗎，怎麼這回倒是此路不通了呢。如果隻有順境才使人得以生存，還有“天無絕人之路”一說嗎。若有礦藏不去開挖，若有珍珠不去采集，將是多麼的可惜，多麼的遺憾。怠慢自己的人，瞧不起自己、不認識自己的人，才是可悲而又可憐的，才是十分愚蠢的。曲徑自會通幽，應大膽地往前走。我就堅定了步伐，義無反顧地走著。
退休之前，我完成了第一本書的寫作。退休之後，我立即著手寫第二本書。以後又寫第三本書，一本書接一本書地寫下去。我在寫這一本書時，就在想下一本書可寫什麼，應該做些什麼工作。我竭力避免到我想寫沒有題目可寫、沒有書和文章可寫的危機時刻的出現。比如，我在寫前幾本書時，就計劃好了有朝一日我要寫一本談我抗癌的書（即已由人民軍醫出版社出版發行了的《奪命》一書）。《奪命》出版發行後，我就著手完成我在寫《奪命》時已想好的幾篇短篇小說的寫作。我按計劃寫出來了，並已有發表了的。寫完短篇小說之後，我馬不停蹄地行動起來完成下一個計劃，提筆寫一部長篇小說，並已寫出了十幾萬字，隻是臨時確定要寫《我是怎樣戰勝癌症的》一書，才將正在寫的長篇小說擱下了。交了現在這本書的稿後，我當然要接著去寫我未寫完的長篇小說。現在看來，寫完長篇小說後，我還能繼續寫下去，有事可幹。
寫書原本就很辛苦，就很艱難，我拖著病體寫書，感覺就更明顯了。寫《奪命》時，除了覺得辛苦和艱難之外，還覺得寫不成，即便寫成了卻出不成，白辛苦了一場。我多次想撂下筆到我們幹休所的活動站去下象棋，那“活”比寫書自在。我終究咬呀挺住了，未使《奪命》“流產”。《奪命》出來後帶給我歡樂和驚喜。我又一次悟到：人哪，狠一狠心，吃點苦，受點累，就能辦成點事，多一點對自己的了解。我以後就克服困難堅持寫下去，說不定能寫出點像樣的東西來。歇著不也就是歇著嗎。歇著，歇不出個與世長存來的。
我的不停地追求，我的無休無止地在寫，更多的是反映了我自強，也反映了我的自信，等等。我曾考慮過這樣做值不值，會不會是又在幹著以損害健康為代價的蠢事來。我毅然決定莫去管它，反正剩下了不多的“老本”，玩完了拉倒。一生的最後一蹦，此時不蹦更待何時。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的做法竟然是殺癌細胞的一個奇招。醫書上早有樹立起重要的生活目標使癌症病人得以康複的記載，現抄錄兩例於後：
張某，一名癌齡10年的晚期胃癌病人，在患病之初，心情極度痛苦、焦慮和驚恐。是家鄉正待進一步開發的土地在呼喚，以及欲使家庭生活富裕的責任心的驅使，使他在接受了姑息性手術和短期的抗癌治療後不久就回到家鄉。然而他的身體卻恢複得異常迅速。他的醫生說，正是那不甘貧窮，一心要在有生之年為家人創造更多財富的強烈願望，掩蓋了他對癌症的畏懼，才使他在術後兩個月就下地幹活。白天不停地勞動，使他無心顧及身上還有未清除的癌細胞，晚上他又常常被極度的疲勞早早送入夢鄉。就這樣，10年來他的身體恢複得很好。
李某，一位教師，當得知自己患乳腺癌後，精神幾乎崩潰，術後不停地哭。是學校領導和全體師生的愛給了她戰勝疾病的力量。她決心繼續為黨的教育事業做出新的貢獻。在回憶抗癌經曆時,她說：“在我術後抗癌、康複的十幾年中，我是將精神寄托在事業上，樂觀地生活，經常助人為樂，不求名利，客觀地對待自己和他人。因此，我能長期得到領導和同誌們的鼓勵和理解，與集體相處得很融洽和睦。我深深地體會到，在癌症病人的康複過程中，營養、中藥相配合是康複的重要手段，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寄托。”
醫學專家對追求有助於抗癌做出了評點：良好的情緒能使全身各個器官係統協調一致，免疫力增強，從而有利於保持身體的恢複和健康。追求的本身就是一種樂趣，加上不斷地實現追求的目標，無疑會使人產生良好的情緒。為了使某個目標得以實現，人們自然而然地要采取一些積極的行動。此時一些生活事件造成的精神壓力也不知不覺地會遺忘或淡化了。有觀察表明，一些治療效果顯著的晚期癌症病人都有很重要的理由繼續活下去，而且都講得詳詳細細。他們都感到自己對某一生活目標的強烈追求是療效奇佳的一個重要原因。那些能夠活得時間更長的人，正是那些把自己投身於有意義的活動中去，感到值得活下去的人。因此，樹立起重要的生活目標可能是癌症病人恢複健康所需的內在力量的主要源泉。
讓母愛再救一次駕
記得不大清楚了，癌症術後不久，不知是在北京圖書館還是在我單位的圖書館，或是在某家新華書店的書架上，我看到一本書中寫道，當一個癌症病人即將斷氣的一霎那，癌症病人的親人要走近他（她），緊緊握住他（她）的手，他（她）就可得到安慰，減輕痛苦。他（她）就可閉上自己的雙眼，在平靜中死去。
合上書本後，我產生了聯想，想到有的人臨死前那一口遊絲般的氣且是斷不掉的，病危者的親屬就問病危者是不是在等著和某個親人會上最後的一麵，病危者或用語言、或用手勢、或用眼神表示是的。病危者的親人一天未到場，病危者的氣就一天不斷，兩天未到場就兩天不斷，甚至三五天未到場就三五天都斷不了氣。一旦親人到了場，病危者見到了，或與親人說了話，拉了手，便很快滿意地死去，斷了那口一直斷不了的氣。事情非常奇妙。
書中寫的事和生活中發生的事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病人的親屬對病人的病，甚至對病人的命有著相當的影響作用。
我進而聯想到母愛與病人疾病的關係。某一個搞音樂的小夥子，在一次事故中受傷，雖經醫治保住了性命，卻成了“植物人”，長期躺在病榻上。小夥子的母親沒有絕望，沒有心灰意冷，硬是用嗬護、柔情、期待、企盼喚醒了小夥子的意識、知覺，使他恢複了記憶力，能說話，能自己吃飯、行走，能讀書看報，還能彈奏鋼琴。
我大約五六歲時，得了我有生以來的第一場大病。發高燒，長期不退。最厲害時，我胡話連天。據家人說，都是些閻王爺要我什麼時候走，小鬼幾時幾刻來拘我的胡話，挺悚人的。也請老中醫看了，抓了中藥吃了，病情就是不見好轉。家人束手無策，焦急萬分。我坐不住，躺不住，渾身不自在。我用哭叫、哼哼的辦法以求緩解，也無濟於事。母親說：“我背你，來回走走，看看好些不好些。”母親背著我，在我家的堂屋裏來回地走，隻是沒有像我嬰兒時背我那樣，嘴裏還哼著歌謠。我感受著母親的體溫，聞著母親身上散發出的女性特有的香味，也聞著不算特別討人喜歡的汗腥味，頓覺病痛減輕了許多，就不再哭叫、哼哼了。母親問我：“好受些嗎？”我答：“好受些。”過了一會兒，母親還是如前所問，我還是如前所答。母親就一直背著我。母親背累了，祖母就替換母親背我。祖母背我時，我的感覺和母親背我時的一樣，接連幾天的白天，我絕大部分的時候是在母親和祖母的背上度過的。我的感覺一天比一天好，好到我主動提出來無需她們背我。後來我痊愈了。我那時真的覺得我的病是母親和祖母用母愛治好的，用母性的溫存溫好了的。我覺得我的另一場病病得我已雙腿邁進“豐都城”城門洞的大病，也是靠了母親和祖母的背把我從“豐都城”背了回來的。
一番聯想之後，我決定回老家去，求年邁的母親用她的愛，再一次從疾病的魔掌中奪回我的生命。當然，這次的行為方式不能用背背。
病後幾個月的一天傍晚，我登上北京直達南京的一列火車，開始回老家之旅。我想，我的求救目的能實現，母愛救命的奇跡也會再一次發生。癌症術後的第一年，是最關鍵最危險的一年，我雖對我生命的前景持樂觀的態度，但此時此刻，望著窗外肅殺的秋風，聽著沉悶的火車車輪滾動聲，腦子裏不免縈繞著一個愁字，始終消散不了。這條路我曾經來回走過多少次呀，難道我隻能在這條路上走最後一個來回了嗎？！如果真是這樣，人生苦短，我的人生豈不更苦短了嗎？！我回去後，母親無疑會像我兒時那兩次那樣，給我百般的溫存，但這一次也能收到像前兩次一樣的效果嗎？答案應該是很難說的，但我祝願是像前兩次一樣的。我承認，一路上，我的心情還是有些沉重的。
跨進我老家的那個家門，見到我年邁的母親，我的不良情緒立即消除了許多。與當年母親把我背在背上一樣，我的病痛就立即消解了許多。此後，伴著母親的關愛，我的情緒越來越好。母親像高懸九宵之外的那一輪紅日，時刻送給我溫暖。我坐在桌子前，母親給我端來了飯菜。我換下了穿髒的衣服，母親立即拿去洗。我要洗澡了，母親立即放好了澡盆和幹淨的內衣內褲，打來了洗澡水。我外出和人下棋了，母親立即派人給我送來一個裝有茶水的保溫杯。我稍覺某處不適時，母親寸步不離地守候著我，不時地問我感覺怎麼樣，要我去看醫生。有一天，我穿著一雙新布鞋去散步，歸途中遇上天落濛濛細雨，使路麵濕滑難行，我後悔出門不該不穿雨鞋。就在這時，我弟弟的女兒給我送來了雨鞋，她說是奶奶叫她送的。離開老家回京的前一天，我去村頭公共汽車站送幾個遠道趕來看我的朋友。我在前麵領路，邁的步子步幅大，速度也快，他們在我的後麵緊著追趕，忙得不亦樂乎。送走朋友後，母親高興地對我說：“你快趕上生病以前了，個子高，腿長，步子大，走起路來快，一般人和你一起走路跟不上。我看今天你的那幾位朋友和你一起走路時，就有點吃力。”我說：“我現在和在北京時的情況大不一樣了，不但精氣神好，渾身也覺得有力，走路自然快。”從老家回到北京的那天，一下火車我就問前來接我的妻：“隻從外觀做判斷，你覺得我這次的‘土法療養’有收獲嗎？”“臉比以前白了。”分打得很高，也是我最願意、最希望得到的。臉一日不開始變白，我便一日沒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