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治國理政的他山之石3
一、當代世界政黨的發展態勢
當前世界政黨的發展呈現出不均衡性。發達國家政黨及政黨體製的成熟性、穩定性和法治化程度高於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政黨的穩定性普遍較差，基礎薄弱，發展機製不健全。亞非一些國家強人治黨突出，武力幹預政治普遍，人亡黨息的風險較高；政黨之間的無序競爭時常導致政治動蕩，少數國家甚至出現逢選必亂。另外，一批主流政黨的社會整合能力下降，越來越難以廣泛凝聚社會共識。有的國家大選選情勝負難料，大黨難以獨自組閣，小黨作用凸顯。2010年大選後，英國出現了30多年來首個“無多數議會”，澳大利亞產生了70年來首個“懸浮議會”，匈牙利前執政黨社會黨隻獲得不到1/6議席、維持了近20年的“左右均勢”被打破。這些都可能對政局穩定產生一定的影響，增加了這些國家政策走向的不確定性。此外，政黨的社會治理功能麵臨深刻轉型。當今，政黨對經濟社會的掌控能力減弱的同時，又麵臨著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生態治理等全球性問題，政黨必須超越以往基於民族國家層麵的治理理念和政策，在全球視野下統籌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有效應對各種危機和挑戰。
世界政黨間思想的交鋒和交融現在越來越趨於激烈。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一些主流政黨反思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主張重構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在發達國家，左翼政黨強調市場與國家發揮“雙重作用”，倡導全球治理，謀求形成有利自身發展的政治空間和國際環境；右翼政黨則適度與新自由主義“切割”，強調以效率促公正，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的主流政黨則要求建立公正合理、與本國國力相匹配的國際政治經濟體製，以維護國家利益、爭取發展權利。另外，在各類政黨普遍關注發展和民生問題的同時，民粹化傾向也有所抬頭。2008年下半年以來，多國主流政黨加強朝野對話、社會協商，力求在刺激經濟、加快複蘇和保障民生方麵凝聚共識。同時，一些非主流小黨也更加關注就業、福利、社保、工資和社會救助等問題，並積極倡議、聯合行動，對政府政策施加影響。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政黨擱置政治理想和黨的信念，利用民粹主義吸引選民的注意力，比如，阻止產業海外轉移、保障本國就業、保護傳統產業、反對外來移民、地區自治等，成為不少政黨高調“炒作”並用以自我標榜的議題，取悅民眾的傾向十分明顯。近年來，政黨政治的多樣化演進趨勢更加鮮明，“西方化”遭遇到“本土化”挑戰。全球實行政黨政治的發展中國家中，目前約1/4的國家建立起了不同於西方“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的政黨政治形式。一些主流政治力量從政治傳統、特殊國情，特別是實現快速發展的強烈願望出發，刻意弱化政黨之間的競爭，主導建立了“一黨獨大、多黨參政”“一黨主導、多黨合作”等政黨政治形式，這也豐富了政黨政治乃至民主模式的多樣性。此外，各國政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態勢更加明顯。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黨都著力展示全球視野與政治責任感。發達國家主流政黨高調關注金融和經濟體製機製變革，對環境、氣候、能源、反恐、安全等議題施加影響，呼籲國際社會責任共擔、聯合行動。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大國主流政黨則謹慎回應、積極參與，主張擴大本國在國際多邊組織及活動中的影響，提升國際地位，參與國際體製機製改革進程，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
二、發展中國家執政黨麵臨的挑戰及應對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較快發展及社會轉型，一些國家內部的階級結構發生了較大分化，中產階級隊伍不斷擴展。據統計，俄羅斯、泰國的中產階級占人口的30％，阿根廷占40％，印度則達1億多人，南非、巴西、秘魯、墨西哥、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中產階級的人數也急劇上升，像俄羅斯、南非、印度等國的富裕階層人口也在快速增長，並形成較強的政治勢力，向執政黨提出自身的利益訴求和分享權力的要求。許多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意識增強，對執政黨在民主等方麵的要求增多。與此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部分傳統的中產階級落入貧困階層，加上有些國家分配不公，導致貧富差距拉大，赤貧階層有所增大。像巴西、印度等不少國家，貧困階層時常利用民主的武器來牽製執政黨的決策。如巴西的部分農民發起“無地農民運動”，甚至對代表下層群眾利益的執政黨勞工黨也帶來一定衝擊。印度的廣大農民階層在2004年的大選中，把忽視弱勢群體利益訴求的印度人民黨趕下了台。
在全球化時代，不同階層、團體的利益多樣化日顯，不同利益群體的價值取向和政治訴求給執政黨帶來新的挑戰。亞非拉許多國家的年輕人受西方思想和價值觀念影響明顯，部分知識精英常以西方標準要求本國執政黨，對現行執政體製進行批評。一些國家婦女參政意願增強，要求執政當局在實現政治、經濟平等上加大力度；一些國家的工會組織不時給本國執政黨施壓，期望滿足會員的政治、經濟權利；一些國家的教會組織參與乃至幹預政治，如菲律賓教會支持反對派勢力對執政聯盟進行施壓。還有，非洲、亞洲一些國家的弱小部族、種族要求執政黨給予其更大的自主或自決權。
在一些國家，國內的反對黨或反對派對執政黨構成的政治壓力明顯加大，特別是政治民主方麵的挑戰更加凸顯。比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要求執政黨開放黨禁，期望通過選舉向政黨化轉型。南非人民大會黨指責非國大破壞新黨的活動是“民主的倒退”，呼籲國際社會派遣觀察員來監督南非在2009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哥倫比亞幾個反對黨也曾聯手反對右翼保守黨領袖烏裏韋謀求連任，強調這會動搖本國的民主基礎，要通過結束烏裏韋的專製統治來挽救哥倫比亞的民主。近些年來，馬來西亞反對派陣營在安瓦爾的率領下，高舉結束巫統獨斷專行的旗幟，在2007年的議會選舉中打破了國民陣線“一黨獨大”的穩定政治格局，以此推動本國政治生態向多元化的方向變革，等等。
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的興起對一些國家的執政黨帶來新挑戰。冷戰結束後，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的日益開放，非政府組織也在迅猛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印度、俄羅斯、土耳其、南非、埃及等國目前有多則數十萬、少則數萬人參加了各種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活動範圍很廣，涉入政治領域的情況也日益增多，在民眾中的影響也日益增大。一些非政府組織往往高舉民主、良政、公平、自主等口號，積極參加政府決策和治理，參與本國的選舉、司法維權和促進民主化等方麵的活動，坦桑尼亞的非政府組織還與執政黨一起討論國家修憲問題，尼日利亞的非政府組織積極推動本國的良政、人權、法治、新聞自由等活動。亞非拉一些非政府組織有時還直接參與反政府的抗議和示威活動，給執政黨的統治帶來了程度不同的挑戰。
西方國家對國外政局的施壓和幹預近些年也逐漸加強，它們相繼對南斯拉夫、伊拉克、敘利亞、蘇丹、伊朗、朝鮮、緬甸、津巴布韋、海地以及部分獨聯體國家施加政治壓力，實施經濟製裁，甚至直接進行軍事恫嚇和軍事打擊。西方國家還直接或間接地支持一些國家的反對黨、反對派，如柬埔寨的森朗西黨、埃及的穆兄會、津巴布韋的民革運、蒙古的民主黨等，來對本國執政黨施壓。西方國家還通過資助在發展中國家部分從事政治活動的西方非政府組織來進行分化、滲透。美、英、法等西方國家的部分非政府組織，暗中支持和慫恿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緬甸等國的反對派掀起“顏色革命”，支持津巴布韋、肯尼亞等國的反對派向執政黨發難，並在把前塞爾維亞領導人米洛舍維奇趕下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方國家還利用宗教活動，借傳教布道之機，向一些發展中國家推銷民主思想理念，影響其國民的價值取向。俄羅斯學者維克托·皮羅任科近期就強調，美國“傳教團”比共和黨人布什的單邊行動對世界和獨聯體國家構成的威脅更大。
麵對以上種種變化和挑戰，各發展中國家的執政黨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應對措施：
一是結合國情改革政黨製度，建立競爭性的政黨體製。麵對政黨政治的民主化大勢，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執政黨開始主動推行多黨製，建立競爭性的政黨體製，實行政治多元化，特別是定期進行公開、透明與自由的選舉，在形式上向西方所要求的多黨民主體製靠攏。至今，在16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已有大約130多個國家實行了多黨製，剩下的多為無黨製國家。拉美少數長期存在勢均力敵的兩大政黨的國家（如牙買加、圭亞那、哥倫比亞等）實行了兩黨製。多數國家建立了“一黨主導”型的多黨製，比如，新加坡、埃及、突尼斯、安哥拉等實行的是“一黨獨大、多黨陪襯”的政黨製度，貝寧等實行“一黨主政、多黨參政”的政黨製度，南非、馬來西亞等實行的是“一黨主導、多黨合作”的政黨製度。另外，俄羅斯、委內瑞拉、中亞等國實行以政壇強人為核心的多黨製，執政黨主要依靠政治強人而起作用，其他政黨允許存在但處於邊緣化的狀態。約旦、摩洛哥、伊朗等國是在多黨製框架下實行威權領袖型體製。非洲的科特迪瓦、索馬裏等和拉美左翼當政的部分國家以及亞洲的一些國家實行帶有過渡性的不穩定的政黨體製，執政黨處在重塑過程中。在執政體製與運作方式方麵，許多發展中國家根據本國實際特別是民族宗教、曆史文化傳統塑造國家權力構架，多數拉美、非洲及部分亞洲國家采取總統製的體製，部分國家采用半總統議會製或議會製的體製。印度尼西亞近期的政體改革突出了國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漸淡卻了總統長期專權的陰影。有的發展中國家還通過部族頭領、酋長會議和執政聯盟政黨領袖定期會晤來予以輔助，使得行政權力的實施在形式上體現出某種平衡，以防過度集中。在政府構成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黨為了減緩壓力，化解矛盾，實行較為靈活的政策。貝寧和馬裏等國推行由無黨派人士出任總統，不設執政黨，主要政黨基本都處於參政的地位。津巴布韋實行執政黨與反對黨分權的模式，總統、總理各屬一方掌控。柬埔寨人民黨近些年來即使在獲得議會絕對多數的情況下，也不搞一黨執政，而是拉其他政黨入閣，展示聯合執政的姿態。但是，部分發展中國家也出現強化集權、弱化競爭的趨勢，它們在憲法上大都實行中央集權式的共和政體，大權集中於個人尤其是執政黨領袖，在俄羅斯和拉美等一些國家近期還推動修憲，延長總統任期或擴大總統權力。俄羅斯把每任總統任期從四年延至六年，有利於日後俄政壇強人更長時間掌權，委內瑞拉修憲則為總統繼續謀求連任掃清了法律障礙。在選舉製度上，為緩解內外壓力，包括埃及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放寬了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條件。此外，新加坡、俄羅斯、南非等在內的許多國家在議會選舉上推出改革選區製、提高議會門檻率等舉措，增大執政黨獲勝幾率，限製小黨特別是擠壓反對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