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情況說明“大同”、“小康”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
這是社會主義能在中國成長的文化原因。在今日的政黨政治中，隻有那些為中國和人類“大同”、“小康”而奮鬥的黨才會得到中國人的衷心擁護。
第六，儒釋道都講因果報應。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報應源於一種自然率。報應就是平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儒釋道都講因果報應。
《周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孔子說：“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
老子說：“強梁者不得其死。”道家《太上感應篇》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佛教講因果報應，強調主體自覺。它要求信徒通過“五戒”、“十善”腳踏實地去求佛。佛教因緣論認為，今生一切是前世安排，來生幸福全看今生積德行善。佛教的因果報應，涉及過去，指向未來。
宗教或宗教性質的倫理學，沒有不講因果報應的。儒釋道都講報應，雖然所依據的理由不完全一樣。這不能簡單地視為迷信。《左傳》記鄭莊公預言他幹壞事的弟弟共叔段：“多行不義必自斃，子故待之。”老子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看來是一種生活的邏輯。所以應該相信“善惡到頭終有報，隻爭來早與來遲”。所以，儒釋道都講“報恩”。
《詩經·小雅》曰：“哀哀父母，生我夠勞。”儒家道家都重子女孝順。佛教講上報“四重恩”。什麼是“四重恩”？趙樸初在棲霞寺佛學院對學僧解釋說：一報父母師長恩：他們對我們有養育教育之恩；二報眾生恩：我們的生活，依靠大眾多種多樣的勞動，我們應以同等的勞動報答他們；三報國家恩：我們居住在國土上，享受公民一切權利，應該奉公守法，以莊嚴國土（美化）利樂友情（利人）來報恩；四報三寶恩：佛教導我們諸惡莫做（有害大眾的事不做）眾善奉行（有利大眾的事多做），自淨其意（熄滅貪嗔癡煩惱），饒益有情（行菩薩道，修六度）。
佛教有許多報恩的故事。傳說釋迦牟尼經過一處山林，看見一隻老虎產下七隻小虎，已經七天沒吃東西了。釋迦不忍心，解開衣服投身到餓虎之前給他們吃。老虎很受感動，不敢吃他。釋迦又用幹竹刺頸流出血來。老虎見了血，才把他吃了。看來佛教的報恩是無條件的，他們把舍己拯人甚至舍己拯動物的行為都視為報恩。這樣就增強了主動性。
趙樸初認為“四重恩”中以眾生恩為主。他曾賦詩說：“飲水洗我心，不忘掘井人。”人的一生報恩是無盡的。在報答社會方麵，佛、儒都講舍生取義。
第七，儒釋道都講“忍”。
道家“貴柔”、“守雌”、“不爭”、“順命”的思想本身就是“忍”。道家主張以德報怨。道家之“忍”包含在“陰柔”哲學之中。
“忍”是佛教“六度”的第三度。“六度”就是成佛的六種方法。它要求“自度度他”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佛教的“忍”包括“忍苦”、“忍辱”。佛教四大菩薩之一地藏菩薩“安忍如地”，“代眾生苦”，代表了佛教的慈忍精神。所以佛門說：沒有忍性，成不了菩薩。禪宗五祖名“弘忍”，南嶽曾有一個佛教大師名字叫“忍”。“仁人之心即佛心”。佛對現實生活問題是主張容忍的。
儒家講忍辱負重。孔子說：“小不忍則亂大謀”，《中庸》說：“足以有容。”為了實現崇高的目的，需要足夠的氣量，需要自我克製，有時需要懲忿窒欲。
從孔子的哲學看，“忍”在很大程度上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因忍而亂大謀，因忍而壞大事，孔子不主張忍。《論語》中有孔子的話：“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當有人說到“以德報怨”時，孔子反問道：“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於是他說：“以直報怨。”儒家哲學原旨之“忍”是自覺之忍，有陽剛之氣與堅定的意誌。由於舊中國長期的封建統治和1840年以後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中國人“忍”之中的“陽剛”與“意誌”成分逐漸淡漠。
因為儒釋道都重忍。“忍”是中庸文化的一個重要德性。
急躁好動的人是沒有忍性的。所以，在動與靜的關係上，儒釋道都偏於“靜”。佛家講“禪定”。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道家講“抱一”。儒家主靜，《大學》有“靜而後能定”；周敦頤在《周子全書》中說：“立人格必主乎靜。”
因為有忍性，能靜定，所以，儒釋道在行為方式上都看重“後發製人”。儒家講“退避三舍”。老子主張“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他知道什麼是英雄，什麼是勝利，但他後發製人，處處以弱者的姿態出現。他知道，要洞悉明處的情形，自己必須處於暗處，而且身處暗處更安全，不與人爭光明，自甘黑暗，能使人心歸服。和“知其白守其黑”一樣，他也知道什麼是成功，什麼是榮耀，為了“長保”成功與榮耀，他樂於把恥辱和責任盡可能多地留給自己。所謂“知其榮、守其辱”。這一風格不僅建立在忍性的基礎上，而且建立在係統論和兩點論的基礎上。看來，老子對“雄”，對“榮”，對“白”，不是不知、不要，而是“長保”。要“長保”，按老子的觀點，就要立足於反麵，守雌，守辱，守黑。他給出的世界觀、人生觀是有力量的。他把人生觀定位在“趨利”還要“避害”兩者之上。
第八，儒釋道都以謙遜為美德。
儒家的信念是“滿招損，謙受益”，其道德形象是“謙謙君子，溫潤如玉”。佛家將“驕”列為十惡之一。道家以“謙”為美。《莊子》《三木》有一個“雙妾”的故事。陽子到宋國，住在旅館裏。旅館老板有雙妾，一美一醜。美麗的受人鄙視，醜陋的反受人尊敬。陽子問是什麼緣故，旅館的小夥計說：“那美麗的自以為美麗，忸怩作態，大家感覺她醜陋；那醜陋的自謙其醜，樸實可人，大家感覺她美麗。”
第九，儒釋道都以儉為美德。
老子以“儉”為寶，說“儉故能廣”。孔子則“溫良恭儉讓”並舉，《左傳》記宋國宰相子罕不受寶玉，“以不貪為寶”。佛則把“貪”列為十惡之首，主張苦行。
謙遜、儉樸的美德來自中庸圓融、順應、內斂的本質。
以上九項，可粗略概括儒釋道的共性，而這正是中庸之道的內涵：
整體宏觀、天人合一。
寬仁惠慈，生生不息。
察事兼兩，應物有節。
趨中內求，盡心盡己。
寧靜致遠，積漸恒一。
情理兼綜，剛柔相濟。
高明悠久，道法天地。
事業人生，中庸有益。
儒家講“中庸”，講“人倫之和”；佛家講“中觀”，講“眾生之和”；道家講“中道”，講“天人之和”。儒釋道固有的“中和”理念，必然使它們走向融合：不僅有融合了佛、道的宋明性理之學，而且有融合了儒、道的中國佛教。它們相互采獲著與自己相通的東西，相互采獲的結果又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庸文化：既有孔孟心態，又有老莊風格，還有佛陀精神。中庸之道博厚高明，儒釋道共存的心理基礎大，共處的“公約數”大。這使得儒釋道不僅能在中國文化中和諧共存，而且在一個人身上也可以和諧共處。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曆史上的政治改革家（上至王安石，近至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等）大多重道、崇儒、不排佛的原因。林語堂說：孔子是“工作狀態”，老子是“休閑狀態”；禪僧契嵩說：“以儒治世，以佛治心。”儒釋道角度不同，各有妙用；和而不同，並行不悖。可見，中庸之道是儒釋道融合的基礎，是中國人性格的秘密，是中華文化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