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百年前上海法租界公園門口掛著“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心中湧起曆史的辛酸。
中國漫長的封建專製社會，中庸文化無法發揮優勢，除了維係一個泱泱大國和一脈相承的文化，積澱下來的是越來越多的負麵的東西。保守、褊狹、落後、腐敗、無知而又盲目自尊，積貧積弱，積重難返。中庸失去了“強矯”的本質，成為低俗化的庸人哲學和曆史的笑柄。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天災、戰亂、貧窮，中國人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下，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中國人生存環境之艱難，生命之沒有保障，在世界上恐怕是少有的。然而，中華民族又是最有血氣的民族，“女媧補天”、“誇父逐日”、“愚公移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孔子中庸的基本元素。因此，中庸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呈現出複雜的情形：既有中庸文化的劣質與沉淪，又有對中庸文化的否定與排斥，更有對中庸文化的繼承與超越。
（一）中庸在大多數人那裏，沉淪為自我保護的消極心理機製
人在困境中總得活下去，中庸本來具有“適生”的性質。作為理性文化，中庸是仁心仁德仁愛的自然而然的發揮，人生藝術的完美統一；作為困境中的消極選擇，它可以是一種被動的自我保護機製，表現為全生保命、安貧樂賤。
社會心理學家沙蓮香在《中國民族性》一書中，對中國民族性格的心理層有絕妙的描述。他說：中國人對待人生，對待人際關係，對待社會生活的態度都比較規範，有一套處世哲學，委婉、幽默、樂觀、達理、重人際和睦、善順乎自然，同時又好用心機、捉弄世道、冷眼相看、取樂於世，如此等等。中國人這樣一些性格特點，看上去好似不相容，但這後一種特點正是前一種的補充，特別是在長期經濟落後和教育落後的情況下，這後一種性格是擺脫困境、自我保存的一種方式，一種心理投射。因此，中國人民族性格中的優點和劣點常常分不開，委婉與虛偽、幽默與狡猾、長樂與知足、微笑與心機、拔刀相助與冷眼旁觀等等，都以微妙的形式結合起來，性格表現因時因地因人而異。
這種性格表現，從正麵看，說明中國人有頑強的生命力，能在任何處境下頑強地生活下去，並綿延不絕；從負麵看，那就是半殖民地文化的劣根性。
（二）中庸在“新文化派”那裏，成了全盤否定而被排斥的東西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華民族災難深重。圍繞“救亡圖存”，各種思潮紛至遝來，如文化啟蒙和實學思潮，洋務運動和實業救國思潮，維新變法和西方民主政治思潮，新文化運動和自由平等博愛思潮，教育救國和素質教育思潮，婦女解放、移風易俗和反迷信思潮，世界大同和社會主義思潮等等。特別是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以一種徹底的反封建精神，批判封建思想，宣傳科學與民主。1919年爆發了五四運動。中國五四運動的爆發有其必然性，它是1840年以來“愛國救亡”和“文化啟蒙”運動的積累與深入。蓄之既久，其發必速。五四運動以狂飆突進之勢，爭民主，掃皇權。
在“打倒孔家店”的怒吼中，中庸也被當作封建主義腐朽文化批判和唾棄。
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前後的一段時間裏，以中庸為批判對象的文章和講話可以出一本厚厚的文集。夏丏尊先生是五四時期的文化名人。1922年5月，他寫了《並存和折中》一文，讀其中一些片斷可知當時情形。夏先生說：
中國人有一種傳統的思想和習慣，凡遇正反對的東西，都把他並存破滅，或折中起來，意味的有無是不管的。這種怪異的情形，無論何時何地，都可隨在發見。
已經有警察了，敲更的更夫依舊在城市存在，地保也仍在各鄉鎮存在。已經用白話文了，有的學校同時還教著古文。已經改了陽曆了，陰曆還在那裏被人沿用。已經國體共和了，皇帝還依然坐在北京……這就是所謂並存。
如果能“並行而不悖”原也不妨。但上麵這樣的並存，其實都是悖的。中國人在這裏有一個很好的方法來掩飾其悖，使人看了好象是不悖的。這方法是什麼？就是“巧立名目”。
有了警察以後，地保就改名“鄉警”了；行了陽曆以後，陰曆就名叫“夏正”了；改編新軍以後，舊式的防營叫做“警備隊”了，明明是一妻一妾，也可以用什麼叫做“兩頭大”的名目來並存；這種事例舉不勝舉，實在滑稽萬分。現在的督軍製度，不就是以前的駐防嗎？總統不就是以前的皇帝嗎？都不是在那裏借了巧立的名目，來與“民國”並存的嗎？以彼例此，我們實在不能不懷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