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軍人壯美生命的抒寫，這是朱增泉軍旅詩歌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壯美的生命形態雖悲不淒、雖敗猶榮、雖死猶生；壯美的生命形態激越高舉、巍峨浩蕩；壯美的生命形態驚心動魄、氣吞萬裏如虎。
壯美的生命形態在朱增泉的詩歌中比比皆是，從《貓耳洞人》到《鋼盔》、《迷彩服》、《老兵》和《我們在雪裏行軍》等等。朱增泉軍旅詩歌中壯美的生命形態並不是以孤立突兀的麵目呈現出來，它是以人性為依托，是在對人性溫暖的承認與尊重的基礎上升華而出的。如他自己所言，軍旅詩要具備“三味”：硝煙味、兵味、人情味。正因為如此，朱增泉詩歌中壯美的生命形態才會具有最大的可信性和可感性。例如，他寫一位即將退伍的老兵向新兵《交崗》時的內心感受：“冰冷的鋼槍已被握得發燙／槍的脈搏在手心裏噗噗地跳／再在懷中抱它一會兒吧／離它而去時／這支老槍也會難受的”。老兵終於把槍支交到了新兵手中，他已經轉身離去，忽然“聽見那支老槍／在新兵肩頭喊了他一聲／咽回去的那滴淚／終於熱乎乎得滾了下來”，錚錚鐵骨男兒的瞬間溫軟構成了一個感人至深的軍營場景。當然。朱增泉詩歌中的人情味並不是纖弱文人的哀婉低吟，而是充滿了軍人特有的陽剛大氣和高昂樂觀。例如，他描寫悶在高溫濕熱的貓耳洞中身體腐爛的士兵們，“為了文明地走向死亡／當戰鬥打響／他們慌忙套上超短綠裙／敵人打退了／他們沒有死／於是／雙手撩起裙邊／像一群禿羽的公天鵝／跳起芭蕾迪斯科／這是光頭男兵的一大發明／笑死人”（《穿綠裙的男兵》）。這是“含淚的微笑”，這是生命在艱難卓絕中迸發而出的超拔力量。對於軍人壯美生命形態的關注與體悟，這在朱增泉前期的軍旅詩作中占據了相當大比例。從時間序列上來看，這種關注和體悟一直持續延留到朱增泉從老山前線歸來之後的詩作中，並且他又將這種關注和體悟拓展到了無所不在的範疇之內，從而形成了朱增泉詩歌獨特的審美意象和審美感動。這與其說是朱增泉的審美習慣，不如說是他的思維習慣，幾十年的戎馬生涯和揮斥方遒，使他總是能夠在慣常事物之中看到生命力量的闊大和剛硬，而這種闊大和剛硬又不可避免地為他的詩歌籠罩上濃重的英雄主義氣質。
二、穿越現實的硝煙與迷霧
在硝煙彌漫的戰爭中，人的“非永恒性”的存在遭遇更為鮮明、尖銳地凸現出來。“非永恒性”意味著“人的生存證明自己是一種受時間製約的曆史性的生存”，人稟有時間性和曆史性的雙重局限。對於戰爭參與主體的軍人而言，這種生命的“非永恒性”則尤為殘酷，那麼，在“非永恒性”之外是否具有“永恒性”的根本存在呢？如何在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之中找尋生命（存在）的敞開性？現時的戰爭作為一種具體的曆史現實境遇，是否是曆史指歸所向的必然宿命？人類在這種荒謬而必然的宿命之中是否能夠逃遁、如何逃遁？作為一名將軍，朱增泉在深沉地思索。他在由其倡導並支持創辦的前線《橄欖風》詩報的《發刊詞》中這樣寫道：“南疆的群山在思索。盤龍江河穀的叢林在思索。貓耳洞人在思索。思索這片籠罩不散的硝煙。”
朱增泉的思索穿越現實的硝煙與迷霧，直指回憶的境地。“在詩中，回憶具有根據個人的追憶動機來建構過去的力量，它能夠使我們擺脫所承繼的經驗世界的強製幹擾。在‘創造’詩的世界和詩的藝術裏，回憶成了最優秀的模式”（斯蒂芬·歐文語）。然而，在朱增泉的詩歌中，也許回憶模式的采用並非基於藝術“創造”的考慮，而隻是詩人想象世界中情感流動的必然趨向。欲罷不能，因此，朱增泉詩歌中關於曆史回憶的抒寫才會如此的渾然天成。
《貓耳洞奇想係列》是朱增泉將詩思的觸角伸向磅礴雄渾曆史與宇宙的起點。正如有的評論家分析朱增泉詩歌創作時所說，他“在戎馬倥傯之中，在潮濕漆黑的深夜裏，他神遊八極，像在閱讀人類的血光照耀的大典，激濺起思想的火花鋪成滿天的霓虹”。他的心靈在“夢”裏去探訪“沙海染黃的古埃及”、“法老和金字塔之謎”，去追尋“普度眾生”的釋迦牟尼、“揮劍決浮雲”的秦始皇、“手捧竹簡”的孔夫子……
人類的曆史就是一部埋在“發黑的老土裏”的“光榮和恥辱雜陳的編年史”（《前夜》），生命的輪回繁衍，生命之間的刀光劍影與握手言歡的輪回交替，共同構成這部編年史的沉重底色。但是戰爭與和平，難道真的就是組成人類曆史缺一不可的二元因素嗎？就像宇宙中“方”與“圓”的緊密相連但是卻矛盾重重的組合？“人之初，是胎盤中的一個圓／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樣／降生到地上，都從慈愛母親的胸脯／那溫柔的太陽和月亮裏／吸吮生命、思維和靈感／卻忘了吸吮太陽和月亮昭示的／圓的哲理，圓的思想”，“人的絕頂聰明／竟是從圓的頭顱裏/滋生出了方的思想”。“方”是人類強加給宇宙的自我意誌，人類在“方”中扮演著掠奪者與被掠奪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角色，於是戰爭開始了，“哦——戰爭／你是被切掉一半的圓嗎？／像掛在天上的一張弓／那陽光在降伏暴雨瞬間幻成的／一道五光十色的彩虹嗎？／那彩虹，是大雷雨的後一半嗎？／那彩虹，是大晴天的前一半嗎？”（《貓耳洞奇想》係列之三《月亮·鋼盔·頭顱·槍管》）戰爭，在朱增泉的筆下散發出濃烈的詩性與哲性色彩，它既能給人類帶來摧殘和毀滅，也能夠給人類帶來煉獄重生的企盼與可能，它摧毀和平與希望的同時又催生希望與和平。戰爭與和平互為排斥，卻又在人類悠遠深邃的曆史長河中互為扶持，這是永恒的宇宙悖論還是人類無法化解的生存悲劇？
朱增泉的心在曆史長河裏痛苦的思索，“沉重曆史是我帶血的胞衣／曆史很痛苦／我很痛苦”（《國風》係列之三《星空》）。在朱增泉的詩歌中，曆史不是破綻百出、窘態畢露的待剖析之物，他無意逼問曆史敘事中的文本想象；曆史也不是在邊緣縫隙之處設置曲折詭異的迷宮，他無意於在曆史的枝端末節作精雕細琢。
朱增泉慣常於屏息凝視大曆史的悠久深遠，並常常在這種屏息凝視中寄寓著對於人類和民族生存困境的當下和未來的追思。他將思索的目光回投到人類共同的母親——地球，“地球是一隻淚眼”，地球母親“常常抽肩哭泣”難道不應該使所有人類子孫自躬反省嗎？——“誰都在說：愛國／有時為此你爭我吵／甚至打得頭破血流，不可開交”，“但是尚未學會那句更重要的話／愛地球”。這既是朱增泉在曆史長河的鉤沉中關於人類生命永恒意義的思索，也是關於人類命運走向的警預，它不僅出於詩人的感知和體悟，更是出於將軍的良知與責任。
如果說濃重的曆史體悟拉伸了朱增泉詩歌的縱深度，那麼想象主體在橫向空間中的流動穿梭則撐起朱增泉詩歌橫向跨越的藝術支架。橫向與縱向的交叉彙合，支撐構築了朱增泉軍旅詩歌龐大的藝術空間。在這個龐大的藝術空間中，曆史與現實、現實與未來、戰爭與和平、個體與宇宙、域外與域內等，這一係列宏大的主題，磅礴雄渾地交織在一起，引領著讀者從有限的物理時空進入到無限的心理時空，從而引發出恒久的帶有哲理性的人生感、曆史感和宇宙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