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芳
朱增泉的詩歌是從生命高原旋起的將軍之風。
朱增泉是中國當代軍旅詩壇上一位非常獨特的詩人。1987年，當朱增泉最初的兩首短詩《鋼盔》和《迷彩服》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的時候，誰也沒有料想到他後來會走得那麼遠。
朱增泉與繆斯是不期而遇的。1987年1月31日傍晚，時任某集團軍政治部主任隨部隊奔赴老山前線參戰的朱增泉，當他登上邊關高山極目遠眺時，喀斯特地貌上連綿不斷的綠色圓形山峰觸發了他前所未有的激情與衝動，一蹴而就有生以來的第一首詩作——《山脈，我的父親》。在此之前，他無心寫詩，在此之後，他無意成為詩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軍人，不是詩人。寫詩，純粹是我的業餘愛好。何為‘愛好’，性情所至，愛之好之，欲罷不能，欲棄不忍之謂也，非‘附庸風雅’之謂也。”然而，朱增泉在詩歌創作的道路上卻一直充滿韌性地前行著，從《貓耳洞人》的橫空出世到汪洋恣肆、縱橫捭闔的三部長詩係列《奇想》、《國風》和《前夜》，再到放眼寰宇的詩集《世紀風暴》、《地球是一隻淚眼》和《享受和平》等。20餘年來，曾經共同支撐起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璀璨炫目軍旅詩壇的第二代軍旅詩人漸漸分崩離析、“流失”或者轉向，而朱增泉依然筆耕不輟，以結實的一字一行，推動著中國軍旅詩歌的發展。
朱增泉的軍旅詩歌具有一種脫穎而出的品質，它們植根於中國當代的軍旅詩學情景，卻又超拔於這一時段的總體詩學氛圍。換而言之，朱增泉的詩歌在一定意義上，恰恰是在與中國軍旅詩歌的聯係與區別中顯示出自己的獨特個性。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當代軍旅詩歌的關鍵性命題，諸如藝術話語在政治話語中的突圍、軍人生命意識的複蘇、英雄主義的多元抒寫等，都與朱增泉的詩歌構成了一種緊密聯係。但是朱增泉的詩歌在葆有這些特性的同時，又在根本之處與其他軍旅詩歌相區別。這種區別也許不能僅僅囿於風格意義上的比較，而是植根於詩人詞語上的習性與氣息中的生存背景、構架和體悟。
朱增泉是一位將軍，在滾滾硝煙和生死較量中運籌帷幄的獨特經曆滲透在他的詩歌之中，熔鑄為一種特殊的將軍氣質。這種氣質雄闊滄桑同時高遠明朗，沉重深邃同時大氣昂揚；這種氣質使他的詩歌雄闊滄桑縱覽萬端於一臾，使他的詩歌穿越曆史、現世和未來的縱深而抵達哲學境界；這種氣質使他的詩歌能夠自由上升到讓同時期其他軍旅詩人難以企及的精神高標。在朱增泉的軍旅詩歌裏，將軍氣質的呈現是以不經意的態勢揮灑出來的，不飾矯揉、毫無做作，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朱增泉是中國當代軍旅詩壇上為數不多的真正以生命進行寫作的詩人之一。
一、血光裏升騰的超越與輝煌
朱增泉的軍旅詩歌是在滾滾硝煙和一片血光中升騰而起的。
1987年，朱增泉奔赴老山前線戰場，他在這裏親曆戰爭。沒有戰爭就沒有軍人，沒有軍人也就沒有軍旅詩，因此對於戰爭事件、戰爭場麵以及戰爭中軍人的描寫，成為軍旅詩歌中最為重要和最為宏大的永恒主題。
新時期以來，軍旅詩歌對於人性意義上的探索首先表現在對於戰爭的重新認識。如果說“十七年”期間軍旅詩人對於戰爭的描寫，大部分是從國家、軍隊的政治角度出發，注重的是“事件的再現”，戰爭在軍旅詩歌中呈現出來的隻是一種遠距離的、高屋建瓴、氣勢澎湃但是缺乏質感、麵目模糊的存在背景，其複雜性已經被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深深掩埋在公眾的視野之外，那麼，同樣是麵對戰爭，新時期以來的軍旅詩人則深沉得多，他們不再相信戰爭中隻有滿天飛舞和昂揚激越的勝利歡呼聲，他們不再停留在就某一場戰鬥抒發感情，而是將戰爭和軍人的生命放在一個更為永恒的人性平台之上打量並將他們還原為最初的麵貌。
對戰爭及其戰爭中軍人生命進行還原式的操作，這在新時期以來的軍旅詩歌中主要是通過兩種選擇途徑來完成的。一種是周濤式的悲愴調侃：“好得不分你我，就總有一天算總賬／先是有些不快，後來因為一些事生氣／先是不想再提起對方／後來積壓的怨恨越來越深／用冷槍冷炮吵了一陣架／吵著吵著動了手，鼻子流了血／於是各自回家抄起真家夥／‘你媽的，看我怎麼收拾你！’／戰爭開始了”（《山嶽山嶽叢林叢林》）。在詩中。戰爭被言說為人類曆史長河中不可逃避的荒謬和經驗。另一種是劉立雲式的冷靜摹寫：“從斷崖到斷崖／是一片紅色沼澤／我深陷其中／並且聞見了死水的氣息／在那陣嘯音響過之後／我的手和腳和其他部位／猶如鞭炮炸開後的碎片／飄落在沼澤地裏”（《紅色沼澤》）。在詩中，戰爭被真實而殘酷地分解為一係列令人窒息的圖景。與這兩種方式相比，朱增泉的努力則顯得截然不同。
與同時期所有親曆戰爭的軍旅詩人一樣，朱增泉從不諱言戰爭給軍人帶來的生死考驗與殘酷折磨，與此同時，與其他軍旅詩人們迥異的是，朱增泉一直試圖穿越苦難的事實界限，努力做出一種艱難而富有意義的言說。
戰爭中軍人的苦難（極致為死亡）無疑是令人觸目驚心的，然而濃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卻使軍人往往能夠以擔當和決斷的生命狀態完成對於苦難的撫恤和超越。對於苦難的擔當，乃是出於對生存意義的決斷。正是通過決斷的瞬間，生命更嶄露出崇高的旨意，決斷之後，生命仿佛抖落了一件重負，從隱晦不明的境遇中一下子進入到豁然開朗的諧和之境。也許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隻要是人格健全的人，其生命必然存在著將人性的完美發揮到極致的可能性，戰爭為軍人生命意義的升華提供了一種極致的可能，軍人在對於苦難的承擔和決斷之中體現出生命的莊嚴與輝煌。作為一名將軍，朱增泉敏銳地捕捉到了在血雨腥風之上漸漸升騰而起的軍人生命的至大之境，他試圖為軍人這一特殊人群唱出另一首充滿新意的讚歌，這首讚歌既無意使個體失陷於整體之中，也無意使個體成為孤立於曆史與責任的突兀存在，而是使個體從生命本身擁有的可能性去升華出生命的極致之美。
朱增泉曾經通宵守候在戰地救護所，隻為指揮醫護人員全力搶救一位被炸爛腸子的戰鬥英雄，這個難忘的場景成為他寫作的真實素材之一，例如長詩《貓耳洞奇想》係列之五的《火光·血·分娩靈魂的輝煌》。在詩中，他用負傷者在死亡邊緣被搶救時的模糊知覺“幻化”成詩句：在炸彈轟響、血肉橫飛的瞬間，噴濺洶湧的鮮血如同“一片火光將我拋上天空／一聲轟響將我扔進大海／那火光是紅的／那轟響是黑的”，“火光將我拋起的一閃中／我的剪影一定很美／我死握著生命的槍管／狂射出生命的彈丸／彈丸拖著我生命的曳光”。盡管“我”的剪影很美，可是殘酷的戰爭卻早已經將“我”拖進了死亡之穀的邊緣，“我觸礁在生命之海／半個未死的生命／激起狂濤的轟鳴”，“我”在生命之海中苦苦掙紮，“貪戀著對生的希望”，飄飛、顛簸、追趕那片紅的火光。最後， “我”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我”發現“一片日出的旭光／紅得這般輝煌”，“血的沃土”裏重新長出了“我”的鬱鬱蔥蔥的生命之樹。然而當“我”蘇醒之後，“我”卻發現自己失去了雙腿（這來自另一位傷員的真實素材），生命之海讓“我”品嚐到了苦澀難咽的滋味，“我徹夜難眠／空蕩淒惶，淒惶空蕩”，可是“我”沒有淪落到悲哀的深淵之中，因為“我”已在“血光照耀的大典”中“分娩了靈魂的輝煌”，接著就出現了朱增泉的經典詩句：“雙腿遠行去了，我用思想走路。”
朱增泉詩歌中生命意義的升華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來源於有“根”的“母體”。在“分娩靈魂”的“血光照耀的大典”中，“我”看見了“母親”，“母親和我一同行走在生與死的／斷裂線上”，“母親以她聖潔的血”不僅分娩出“我”的生命，而且在“血光照耀的大典”中分娩出了我“靈魂的輝煌”，它的全部過程都是“生的慶典和死的祭奠交相輝映”，都是相同的靈魂不屈不撓的執著與追求。曆史也許就是這樣延續，不屈的靈魂在生與死的血光之中絢爛盛開，生命中極致的悲壯之美由此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