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族形式”為代表的民族化派，的確在文學上產生了自己的代表作，例如《馬凡陀的山歌》，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等。《解放日報》1947年連續發表了幾篇討論文章，這些文章對馬凡陀詩歌路線基本上持肯定態度，例如，默涵認為：馬凡陀用民間語彙、民間形式來寫詩，代表了中國詩歌的正確發展方向。當然與此同時，西化派也在做著把新詩話語籠絡在五四西化派的新文化話語之中的努力，例如，發表於1947年的朱自清的《抗戰與詩》一文，就是從“新詩的胡適之傳統”開始說起，然後，把抗戰以來的民族化路線解釋成技術上對五四西化的詩歌革命理論的修正和發展，而不是反叛[ 《新詩雜談》，作家書屋，1947年12月版。]。[ 默涵：《關於〈馬凡陀的山歌〉》，《解放日報》，1947年1月25日。]
如果說，二十世紀40年代之後，到50、60年代，中國文壇比較多地受到了新民粹派的影響，這似乎是不過分的，解放區出現了以山藥蛋派等為代表的小說創作潮流，解放區作家在解放以後十七年期間一直是中國文壇的主流，而且解放以後文壇還出現了以民間通俗文藝為基礎的民間文藝浪潮，例如《劉三姐》這一類文藝作品一時間竟成了中國文壇正宗。但是，70年代文革期間，這種狀況又翻轉了過來，經受過解放前大上海新興文藝的熏陶、當過電影明星的江青不喜歡民歌，認為它低級下流，土氣小氣，主張“洋為中用”，用西洋管弦樂隊改造京劇，西洋芭蕾舞改造民間素材，推出了8個樣板戲。江青用行政手段封殺文學上的新民粹派，而代之以不中不洋的現代京劇。
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這是西方化理論的典型邏輯。
1898年以前，中國人，包括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發現“西方”是近代以來的事情。但是近代中國的改良運動的直接動機卻是為了抵製西方對中國的侵蝕，因而民族主義的主張很容易主導了知識分子的感情和理智。事實也的確如此，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大多已經認識到，關閉國門是不行的，但是，他們一直都在試圖保持中國的“體”，對於他們來說借鑒西方的“用”是不得已而為止的手段，這種思路已經認識到了西方的存在，但是他們認識到的西方是隻有“用”的西方，他們麵向西方是被迫的，隻是想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所謂“師夷之長技以製夷”，西方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目中隻是技術超越了中國，而不是文化上的先進概念，或者一個世界意義的文明，因而不存在什麼中國化還是世界化的問題。
五四時期，中國誕生了第一批留學海外，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現代知識分子。他們對西方的了解已經不限於西方的船堅利炮，他們中已經有了在歐美生活學習了多年深諳西方文化精髓的人，如胡適等。他們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加強了，因而對西方化更加認同。在中國的出路問題上，首先使用“全盤西化”這個用語的是陳序經，但是最大的也是最有影響的西方化論者是胡適。海外學者殷海光說：“雖然胡適避免使用‘全盤’西化的字眼，可是照他所說的推論下去，早期的胡適並不反對中國在和平漸進的程序之下，走上全盤西化的境地。”程代熙則認為：“全盤西化的思想不限於早期的胡適，可以說，胡適終其一生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全盤西化論者。”胡適的確在20年代使用過“全盤西化”一語，後來在潘光旦的建議下使用“充分世界化”一詞，不過在胡適那裏“全盤西化”、“充分世界化”與“現代化”是同一意思的不同說法而已，中國的“百事不如人”，要“不需要怕模仿”地“學人家”，但是在胡適在心目中，學人家並不是什麼都學，而是學人家的“科學和民主”，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等文中，他認為“科學技術”將成為世界文化，認為中國應當虛心地接受這個科學技術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本質，即民主。他認為隻有這樣中國的文化才會比先前更為發揚光大。由此可見出20世紀中國文壇上的西方化主張是和民主、自由、科學的啟蒙理念相聯係的。何以有此說，因為周作人主張文學要向西方學習，要起到啟蒙的作用。1925年的魯迅，在給青年人開讀書單時，說了“少讀或者不讀中國書”的話。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是不遺餘力的，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也是如此，從來就是毫不留情，例如他對梅蘭芳京劇的看法，他對中醫的看法等等，這方麵魯迅是極端的，魯迅對中國文化的批判有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覺，因而對中國文化是絕望的。雖然他有所謂的臥治時期，專門抄古碑，輯錄古書，但是做這些他感到的是更加的無聊。在魯迅的心中是中國傳統文化“什麼都需要破壞”，“什麼都要重新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