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學是對文學史思維的更高一級的反思，每一個時代都會產生新的史家，產生對文學史的新的理解，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見解得以不斷地產生的原因不僅來自於不斷有新的史料發現（相對地說史料總是有限的），而更在於人們的文學史思想觀念在不斷地更新變化，也因此，文學史學的建立與更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史研究得以長足發展的一個幾乎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它是曆史研究的前提（一個文學史家沒有先在的對人、對存在的理解與信念而可以從事文學曆史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同樣更是文學史研究得以不斷更新的前提條件。
應當說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史學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是有其內在的原因的。這原因一方麵是我們的傳統思維方式的模糊性、體驗性、直觀性帶來的，它使我們對形而上的抽象的東西總是顯得隔膜，而另一個更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過去太相信經典哲學作為各門學科的元語言的合法性了。
文學史學是思辨性的。它不同於一般的文學史研究，它並不以具體的文學史的研究直接結合，相反它還要為自己保留一定的理論的超離度，使理論可以在更高的層麵上為自己開拓務虛空間，文學史學並不致力於為文學史家提供一套可以直接使用的文學史觀念，它隻是打開一個又一個思維的範式，以提起文學史家的警覺，使文學史家們可以脫卻過去那種不經思索就將一切先在前提視為當然的習慣，對一切即成原則給以質疑。在自己的麵前還沒有可以統一一切思維的準繩之時，它唯一可走的路子是質疑，以思的反省性為自己打開出路，我們這個世紀的那些風靡一時的自詡為超越一切曆史的元語言真的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嗎？我們在獲得自己的立場之前，唯一可信的就是我們的疑問，我們相信它將把我們引向自由與自覺。第一重質疑是本體論的，“文學史”是否象我們過去所認識的那樣是純然客觀的，不以研究主體的先在視野而改變的？我們究竟是在怎樣的意義上在使用著“文學史”一詞？它是指那個幽懸於往昔的灰塵中的那個所謂的“客體”還是我們的文學史家通過其主體的向度而陳述出來的文本？第二重質疑是認識論的，它是向著文學史家的質疑，文學史的認識何以可能？文學史家何以有權對文學史說話？他可能怎麼說話？說什麼性質的話？他又為誰而說？他代表他本人而說，還是代表曆史上存在過的人們而說？他是代表現實而說，還是代表曆史而說？他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個學者，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個詩性的人？第三重質疑是方法論的，文學史到底是解釋學的還是經典哲學所說的“數學和化學一樣的精確的科學”？它的基本的法則來源於“理解”還是“反映實在”？曆史陳述的模式是唯一的還是多元的？如果是唯一的，那麼它是否就是我們現在所通用的社會曆史模式？文學史是否有它的特殊的方法？如果有，是不是綜合的方法？對一個事件追溯它和其它事件的內在聯係，並給它在曆史的網絡中加以定位是否可能？曆史是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是否可以為統一的理性之思加以把握？當我們這樣問題自己時，我們便開始了有關文學史學的思索。
文學史學又是個體論的。與其說文學史學是一種有關文學曆史本身的學問不如說文學史學是對文學史家如何獲得文學史認識的哲學上的看法。科林伍德說：曆史哲學是對曆史思維的前提和含義的批判性探討，是為發現曆史思維在整個人類經驗中的位置、它與其它經驗形式的關係、它的起源以及有效性所作的一種嚐試[ 科林伍德：《曆史哲學的性質和目的》，載張文傑等編譯：《現代西方曆史哲學譯文集 》第159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文學史學必須從對作為往事的“文學史”的單一理解中解放出來，轉而關心文學史家個體性對於文學史研究的意義，這裏我們必須認真地與獨斷的曆史哲學劃清界限，教條主義的曆史哲學以獨斷論的方式把主觀假設當成客觀規律應用於一切曆史階段和場合，不僅未加考察就假定了思維的有效性，而且也假定了這種思維成果具有確實性和最終的結論性，企圖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關於曆史事實的客觀性的體係性的觀點，這種曆史哲學是以否定文學史研究的個人性為代價的。今天我們的文學史學應從這種狀況中掙脫出來，為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尋求更加符合時代基準的出發點，即從我們這個時代的個人化局麵出發，以文學史家個人為本位立場，使文學史真正成為向著個體理解開放的曆史。這是個體論的文學史學的立場，是個體論文學史學的出發點也是歸宿點，是基礎也是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