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一個思路，“客觀的真實是否存在”、“作家是否可能超越個體立場”的問題也可以轉換成“誰能代表客觀的真實”、“誰能代表人類”的問題來討論。我們承認那個客觀的真實是存在的，但是我們對誰能代表那個絕對客觀的真實說話卻是有疑問的，也許在人的世界裏，我們根本找不到這樣的代言人，這是我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每一個人都是人類的一份子，每一個人都可以代表人類說話，代表的方法是“不斷地返回到他自身去”；在第二個問題上，我們進一步說，正是無數個“我”的眾聲喧嘩，合成了“我們”（人類）。質而言之，作家隻能是一個又一個的個人，他代表他自己，他說他自己，但是，同時他又是有誠實的自我質疑精神的人，他知道在自己說的同時還要讓別人說，聽別人說，這樣就構成了平權的、民主的文學話語場。
文學家在什麼情況下是一個考據家，什麼情況下是一個幻想家？他對事實取的抱考據的態度，不著一個沒有來曆的字，不寫一句沒有依據的話，他放棄一切想象、猜測、抒情、同情的權利，他小心翼翼地克製著他自己的情感，以防他的情感阻礙了他的嚴謹考究。這是否是一種文學的態度？顯然這不是文學家對待事物的態度，但是在現實中，恰恰有許多人這樣要求文學家，要求他們像曆史學家一樣記錄人類曆史，像社會學家一樣考察社會變遷，我們說這種要求對作家來說是不合理的。一個文學家，他應當是什麼樣的呢？他應是一個對曆史與現實都同樣滿懷深情，他關注的種種也就是他同情的種種，站在現時回望曆史他毫不吝嗇他的悲憫之情，他也毫不掩飾他對現實的關注、當下的關注超越了對曆史總體的關注，他對個人的關注超越了對階級、民族、國家的關注，他更願意站在全民的立場上，站在先進文化的立場上，站在生產力發展的方向上來看問題。作家不僅不把自己從對對象的體認與同情中拉出來，相反他們是將自己放到與對象同樣的立場與對象作同情式的心靈溝通，如果說他是在反映一個時代的話，那麼他顯然是通過主觀心靈史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的。文學作品最基本的描述單位應該是什麼？獨特的“這一個”人的性格和命運，這是他的觀察基元，他是從“這一個個人”（典型）身上直接見出人類生活的曆史繼承性、人類精神的內在矛盾性，呼喚他所呼喚的、指斥他所指斥的。他不是通過理性的分析、機械的演繹來研究生活的，而是通過“這一個”獨特的典型來詩意地整合生活的，他憑借他的直覺一下子就在“這一個”的身上看到了一切，而不是相反。他用詩性思維認識他的對象，他用想象力、同情心來抒寫他的對象，他讓自己的靈魂越過曆史時空在自己的文字裏爆響，他和自己的主人公一起探入人生的深淵，從更深的生命底層來體驗它、承受它（主人公的典型性格）。在這個過程中，他注定要經曆和主人公一樣的心理曆程，他將和自己的主人公一道承受時代賜予的悠長無止的苦痛。也因此，他們——在精神上要活得比常人痛苦百倍，對於這樣的靈魂，教條的說教，一個沒有相應的對於生命的深淵般體驗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加以認識的。
作家是那種具有對人的本體性關懷，以人的本體論為中心，揭示人的存在價值和本體意義，進而張揚人的生命意識的人，對於那個大寫的“人”來說，他是解釋學家，而不是批判家，隻有在對那個“人”所生活的環境“社會”而言的時候他才是批評家、否定家。他隻會永遠地讚美那永恒的人性，批判那壓抑它的一切，而不會對人性的光輝說半個“不”字。他應當具有博大的宗教情懷、悲劇性的人生體驗和對世界之道的苦苦追求，但同時他也是把這些奠基於對“人性”的解釋學基礎上的。
曆史的深處就是現實，個人的深處就是人類。一個真正的作家他必須具有博大的類意識，他不僅為他所處的時代言說，還為整個人類言說，他的超越性追求、人類學情懷、彼岸精神、終極取向是他創作的動力，並且他把這種動力焊接在他對單個人的生命的同情式體驗上，他不僅是一個熱愛現實的人還是一個熱愛未來的人，他不僅是一個熱愛個體的人還是一個熱愛人類的人：他追求個人性和共在性的統一，他視文學藝術是存在的敞亮，存在的去蔽，他將作家的使命理解為將這種去蔽與敞亮的真理昭示給人們。由此，他就獲得了整個人類的精神史的參照，他的創作也就得到了博大而恢宏的曆史意識、人類意識的支持。他的創作目的由此而上升為對人類精神生活的永恒法則的苦苦追尋，他的工作是他向著人類的變動不拘的生活之中的永久性質素的一種詢問，為“人”的整體的詩意的棲居尋找坦途，成為他的創作的所致力的最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