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否應當拋棄自己的偏見？我們有一種觀點認為要站在更為普遍的立場上，作家就要改造自己、拋棄自己，把自己改造得越是徹底就越好，真是這樣嗎？事實上那種純粹的不受個人偏見左右對於生活和曆史的觀察是不存在的，海德格爾認為任何理解與認識的可能都要受到三個先決因素的製約。一是“先有”。每個人都是一生下來就存在於一定的文化中，曆史與文化在我們意識到它們之前就已經先占有了我們，而不是我們去占有曆史和文化傳統。正是這種存在上的先有作為我們認識和理解發生的先決條件，使我們有可能理解現實、曆史、文化和傳統。二是“先見”。它是我們在思考和理解時所借助的語言、觀念以及運用語言的方式。語言、觀念和運用語言的方式自身會給我們帶入先入的理解，這種先入的理解將參與我們所有的理解行為並影響其結果。三是“先知”。在我們理解和認識新的事物之前必須具有一定的知識儲備作為推知未來的起點和參照係，它是理解和認識得以發生的前提。[殷鼎：《理解的命運》，第26－27頁。三聯書店，1988年版。]海德格爾的這一論述也同樣適用於作家，作家對世界的認識過程的主觀性不僅表現在對已有對象的價值判斷與情感取向兩方麵，而且甚至還表現在一個作家對生活素材的選擇上，“每一個主體總是選擇符合他的需要和興趣的那些東西作為評價的對象。”按照現代解釋學者加達默爾的看法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種不受人的有限性與曆史性的製約的所謂的自主的能夠成功地使自己從曆史的直接纏繞與伴隨這種纏繞的偏見中解脫出來的主體，針對施萊爾馬赫與狄爾泰的某些說法他反問道：難道僅僅通過采取一種態度，認識者就真的能使自己離開他當下的情景嗎？加達默爾認為曆史性並非僅僅是認識主體的一種偶然的和主觀的條件而是一種本體論的條件，在曆史理解的一切過程中早已本質地包含了認識者自己的當前情境，事實上，現代解釋學，把認識者束縛於自己當前視域的特點以及認識者同認識對象之間的時間間隔，作為一切創造性理解的基礎而不是作為必須克服的消極因素和障礙來認識的。我們的偏見並非使我們與對象相隔，而是使對象向我們開放，它是社會認識得以進行的積極條件。正是這一意義上加達默爾說“偏見就是我們對世界的開放性”[ 加達默爾：《哲學解釋學》第9 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總而言之離開作家的當下的曆史處境和偏見作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個體的認識，因此這種當下性和偏見性並不是作家必須要克服的。[ ［捷］弗·布羅日克：《價值與評價》，第73頁。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 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285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當然，對於作家來說解決了這一點，並不是說就沒有問題了。我們曾經論證了，作家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個人視域，因此作家隻能從自身的視域出發來寫作，但是作家又必須服從人類的義務，這兩點如何統一呢？理由是這樣的，黑格爾曾經很好地論證了類與個體的同一性，類的曆史就是個體的曆史，類的特征就是個體的特征，如果黑格爾在這個說法沒有錯誤的話，我們從這個前提出發，就會發現作家深入自身作為個體的深處，也就深入到了類的深處。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陀斯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挖掘了自己內心深處的二元分裂也就曆史性地道出了人類的二元困境的問題。就如同作家在解決曆史關懷和現實關懷之間的困境時，必須把現實關懷作為曆史關懷的必要步驟和方法來認識一樣，在類與個體的夾縫中，作家也必須把個體當作通達類的方式和方法，類不在拋開了個體之後的彼岸，而就在個體之中。由此出發，他應當深信，他真誠地代表了他本人說話，說了真話，也就代表了類，每個個體真切地代表了自身，那麼人類也就在這“個體”自然而然地見出了。從這個角度，法伊爾·阿本德的“所有的人都是個人[法伊爾·阿本德：《反對方法》第38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的說法顯然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