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在中國當代具有特殊意義。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已經獲得了驕人的成果，僅僅是短短的不足百年的時間，現代白話漢語言文學創作已經達到了和世界平等文學對話的水平，它不僅創造了自己民族文學的曆史，也為世界文學史增添了無數的魅力。但是，20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發展卻不盡人意。二十世紀，世界範圍內形成了闡釋學美學、接受美學、符號美學、解構主義美學等一係列具有創見的文學理論體係，但是它們當中卻沒有一個原產於中國。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史基本上是一部外國文學理論的引進史，而不是一部文學理論的創造史。我的意思是說，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史缺乏理論上的原創性，因而缺乏獨立的理論品格。
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自己自為的創造史，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別人的借鑒史？李澤厚在《當代西方美學名著譯文叢書·總序》中講：“許多愛好美學的年輕人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冥思苦想，創造龐大的體係，可是連基本的美學知識都沒有。因此他們的體係和文章基本上是空中樓閣，缺乏學術價值。這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不了解國外研究成果和水平。這種情況表現在目前的形象思維等問題的討論上。”這是針對美學這個學科而言的，但是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來說同樣如此，而且這個意見即使拿到今天依然沒有過時，依然有切中時弊之感。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史的確缺乏富於學術價值的獨創的理論體係。20世紀中國比較有力度的文學理論體係是李澤厚的客觀人本主義理論體係、高爾泰的主觀人本主義理論體係，但是李澤厚和高爾泰的文學理論體係的共同弊病是用文化範疇取代美學範疇，例如李澤厚的“積澱說”，這個概念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個文藝學範疇，而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個文化範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