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長城文化意義的思考
戴雲鵬
長城既是實物，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象征，中國的先民們，用一個最具體實用的建築物介入曆史，在我們民族的古老心靈和集體記憶中完成了一次超越物理意義的精神建構。
長城在哪裏？它當然是在中國北方起伏的山巒間靜臥著，但也似乎已經蜿蜒進我們的頭腦。生活在北京，你時時能感覺到它的存在。在北三環、北四環一帶的多處交通標誌牌上，都可以不斷看到路向提示：八達嶺長城，居庸關長城，慕田峪長城，司馬台長城……對遊客們而言，這不過是旅遊線路標識，但對於以文化符號或國家民族象征物而將其沉澱於意識深處的思索者來說，它更多的是具有精神層麵的意義。
說實話，我已記不清自己曾多少次光顧過長城了，無論在環繞北京的燕山山脈，在東接渤海灣的秦皇島，還是在河西走廊的嘉峪關，我一次次攀爬長城、閱讀長城。作為曆史文化的特殊載體，長城會不時地告訴我一些悠久而隱秘的信息，並且，它的“過去”，仍包含有指向未來的因素。
中國的萬裏長城始於秦王朝。雖然之前緣於小國間割據的需要，已有局部的各種戰國“內長城”存在，但隻有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從總體戰略出發，將燕、趙、秦等北部諸國的“外長城”連接延續，形成橫亙遼闊國土的軍事防線雛形，長城和中國這一特殊的關聯才告確立，並且千年再未有大變。長城的文化意義有多種解讀，一種說法是：長城是消極防禦的產物，代表了一種自我閉鎖心態。這種多少帶有簡單比喻性質的理解曾一度甚囂塵上。
其實，我們隻要看一看長城出現的曆史時段就可以知道，雄心勃勃建築一道護國之“牆”的秦王朝，和在其基業上勵精圖治的漢王朝，其實是在曆史上完成了中華民族首次領土大整合、戰略大拓展任務的巔峰時代之一。那樣的輝煌，那樣的鑄造文明的機遇，在數千年曆史中並不多見；而那樣的開拓精神，那樣的製度、文化上的開創精神，絕不是一個“圍牆心態”可以解釋得了的。其後，在盛唐時期，伴隨一係列的邊疆戰爭，特別是對藩國割據勢力的征討，對形成我們多民族國家的遼闊版圖，其作用至關重要。秦漢及唐以降，盡管隨著中原王朝的治亂興衰，中國的地理邊疆仍時有消長變化，但到了清代的康雍乾時期，通過對西北和東南的戰略性拓展，進一步鞏固了自秦漢以來中國力量所及的大部分地方，實現有效管轄的領土麵積達到曆史最大，中華疆域版圖的基本格局得以確立至今。
舉凡上述千秋功業，是為了回到長城。長城，這個今天已完全喪失了實用價值的龐大建築，告訴我們的是民族曆史發展的艱辛和崎嶇，是超越個體、超越時空的民族精神。土地和家園，民生和社稷，一榮俱榮、一衰俱衰的生存圖景、命運圖式，構成了我們不斷尋求意義和價值的衝動，引領著我們進化的步伐！長城，它體現出的也許是一種善——試圖在侵略與被侵略、戰爭與和平之間實現物理隔離。當我想到，曆史上有那麼一些決策者，想要修建一道牆，以阻斷劫掠，嗬護蒼生，庇佑子民，讓一個超級的大家庭免受侵擾竄犯，心中確會泛起一絲暖流。盡管在軍事上長城擋不住什麼真正的敵人，起不到多大的防禦作用，但我們不必詆毀它，不必因所謂“曆史觀”的反複修正而對它說三道四。譬如，不必因為帶有明顯意識形態霸權色彩的西方“普遍化”史觀，就否定它本來的“中國”意義，也不必因為要對抗霸權或凸顯民族性，又將其孤立談論，或將其神化，它永為我們的祖先留下來的重要精神文化遺產之一。
長城在今天仍對我們有所啟示，我認為很重要的在於它是某種整體性、全局性思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廢分封、置郡縣，在中國曆史上建立首個中央集權製國家的，是秦王朝。正是這個王朝，在修築若幹馳道、統一了路製車軌的同時，也建造了長城這樣龐大的國防工程。與此相應的，當然還有在政治和軍事上的高度集中和統一。今天看，這其中就包含著整體思維、全局思維，亦即戰略思維、曆史思維。秦王朝雖然短命，而它的格局、它的氣象，卻不可小視，它在社會組織製度上的一些創新甚至一直延續至今。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秦漢、盛唐和清代康雍乾時期，是積極追求中華民族戰略利益拓展，並且實現了這樣的拓展的幾個重要時期。民族複興，國祚延綿，需要的正是超出慣常思維、超越時代局限的大想象和大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