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顧頡剛先生書》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初刊於《讀書雜誌》第十期。
答顧頡剛先生書
頡剛先生：
先生所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意見，真是精當絕倫。舉堯、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傳說為證，我看了之後，惟有歡喜讚歎，希望先生用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後來學子不致再被一切偽史所蒙。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大也（《山海經》的《大荒東經》作“帝俊”），“堯”、“舜”的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隻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中國的曆史應該從禹說起。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全無曆史可稽了。堯、舜這兩個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來的；大約起初是民間的傳說，後來那班學者便利用這兩個假人來“托古改製”。這類把戲，其實早被韓非戳破了，隻因秦漢以後的學者太無見識，糊裏糊塗地相信這是真人真史，直到康有為作《孔子改製考》，才把它弄明白了。今讀先生之論，證以《長發》和《蹠宮》兩詩，方知連禹這個人也是很可疑的了。王靜安說《商頌》是西周中葉宋國人的作品，此說我不以為然。王氏不信衛宏《序》以《商頌》為商詩之說，固然不錯；以“景山”及人名、地名、用語、稱名等等證明它是宋詩，尤為卓識。但王氏所舉與《商頌》“語句相襲”的《萇楚》、《隰桑》、《石鼓文》、《雲漢》、《烝民》、《常武》、《江漢》、《采芑》諸周詩，雖舊說以為宣幽時代的作品，然我卻不敢貿然相信，況王氏又說，“其為《商頌》襲《風雅》，抑《風雅》襲《商頌》，或二者均不相襲而同用當時之成語，皆不可知”，則王氏本未嚐以此等詞句相像為《商頌》是西周時詩之證。但王氏又說，“《魯頌》之襲《商頌》，則灼然事實。夫魯之於周，親則同姓，尊則王朝，乃其作頌不摹《周頌》而摹《商頌》，蓋以與宋同為列國，同用天子之禮樂，且《商頌》之作，時代較近，易於摹擬故也。”因此斷定：“《商頌》蓋宗周中葉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獻之於周太師，而太師次之於《周頌》之後，逮《魯頌》既作，又次之於《魯》後。”他這種證據是不能成立的。他說《魯頌》襲《商頌》之為“灼然事實”，大概是根據《法言》“公子奚斯嚐睎正考甫矣”一語，所以他斷定《魯頌》“徂徠之鬆，新甫之柏”是擬《商頌》“陟彼景山，鬆柏丸丸。”但楊雄這種話實在沒有做證據的價值。其他什麼“同為列國”，什麼“同用天子之禮樂”，什麼“時代較近”，更是臆測無據之談。蓋王氏雖不信衛《序》，但極信《國語》“正考甫校（王氏讀為‘效’，解為‘獻也’）《商頌》於周太師”之說。我卻以為《國語》這句話也不可輕信，因為用了“太師”和“校”這些字樣，很有漢朝人的色彩。據我看，還是《史記》說《商頌》是宋襄公時的詩的話比較地近情。因為《商頌》中誇大之語甚多，極與《魯頌》相像。魏源《詩古微》因《魯頌？蹠宮》有“荊舒是懲”及《商頌？殷武》有“奮伐荊楚”之語，說，“召陵之師，為中夏攘楚第一舉，故魯僖宋襄歸侈厥績，各作頌詩，薦之宗廟”，其說似乎有理。還有一層，《商頌》文筆非常之暢達，實在不像東周以前的作品。我這意見，雖與王氏不同，然對於先生“商族認禹為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為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這個意見並無衝突；而且我這種講法，與先生所說“可見《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長發》之前，還不曾有禹一個觀念”的話尤覺契合。
伯祥兄說禹或是龍，此可備一說。先生據《說文》雲“從”，而想到“”訓“獸足蹂地”，以為大約是蜥蜴之類，竊謂不然。《說文》中從“”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從“”（如“禽”、“萬”、“”、“獸”諸字）。那“象形，九聲”而義為“獸足蹂地”之“”字，殆漢人據訛文而杜撰的字。
我很喜歡研究所謂“經”也者，但我是很“惑經”的。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為的《偽經考》和崔觶甫師的《史記探源》，知道所謂“古文經”是劉歆這班人偽造的。後來看了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考》，知道經中所記的事實，十有八九是儒家的“托古”，沒有信史的價值。近來看葉適的《習學記言》，萬斯同的《群書疑辨》，姚際恒的《詩經通論》和《禮記通論》（在杭世駿的《續禮記集說》中），崔述的《考信錄》等書，和其他書籍中關於“惑經”的種種議論，乃恍然大悟：知道“六經”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的“托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後來的儒者“托古”的部分；《論語》中道及堯、舜、文王、周公，這才是孔丘的“托古”），“六經”的大部分固無信史的價值，亦無哲理和政論的價值。我現在以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