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說：
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
以上是說史遊造章草，張芝造草書。
至於那八分書、楷書、行書的來源同創造的人，自來各人各說，沒有定論。八分書的異說更多，現在也不能一一臚舉，但就《宣和書譜》裏所說的引他幾句：
魏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字表》說：
為八分之說者多矣，一曰，“東漢上穀王次仲以隸字改為楷法，又以楷法變八分”，此蔡希綜之說也。一日，“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語也。字法之變，至隸極矣，然猶古焉，至楷法，則無古矣，在漢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法，所謂楷法者，今之正書是也。
自隸法掃地，而真幾於拘，草幾於放；介乎兩間者，行書有焉。西漢之末，有潁川劉德升者，實為此體。
以上是說王次仲造八分書同楷書，劉德升造行書。
我對於這字體的名目，創造的時代同創造的人，都有點懷疑。
文字本是語言的符號；語言用符號寫了出來，則可以行遠傳久。原人腦筋簡單，除了飲食男女以外，沒有旁的思想，所以用不著有這種符號。到了人智漸漸開展，人同人有了交易貨物的事情，就不能沒有一種寫契約的符號。
《易·係辭傳》說：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這結繩同書契的最大用處，就是做契約的符號，所以《周易集解》引《虞鄭九家義》說：
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周易正義》引鄭玄的話說：
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
既有了符號，自然這符號不僅為寫契約之用，要同異地的人談話，可以用這符號來寫信；要使將來的人知道現在社會的狀況，可以用這符號來做史，於是符號的用處，就漸漸的多起來了。
但是古代國家沒有統一，交通也不便利，經書裏所謂“諸侯”，所謂“萬國”，其實就是各種部落。各部落各有符號，彼此必不能相同；而且一個部落裏的符號，也未必能夠完全一致；所以決不能指定一個人，說是這符號都是他造的。
《易，係辭傳》敘結繩隻說“上古”，敘書契隻說“後世聖人”，這話最為謹慎，並且最為通達，因為並非一人一時所作，本不能指定某人某時，到了《莊子？胠篋篇》裏，就多了甚麼容成氏、大庭氏……這些人名，莊周的文章，本來寓言很多，那些人名，往往隨意假造，等於亡是公、烏有先生。我以為這一段話，決不能認做確實的曆史，吾友胡適君說，“《胠篋篇》說‘田成子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成子到齊亡時，僅得十二世，可見此篇決不是莊子自己做的”，這話
也很有理。
倉頡作書契的話，晚周人書裏已有說的，《荀子？解蔽篇》說：
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
《韓非子·五蠹篇》說：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
《呂氏春秋？君守篇》說：
倉頡作書。
似乎古代確有倉頡這個人，並且確是造字的人，但是就照《荀子》的話說，倉頡以外，造字的人還有許多，怎麼可以歸功於倉頡一個人呢？吾師章太炎先生的《檢論》裏有一篇《造字緣起說》，他說道：
《荀子·解蔽篇》曰，“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依此，是倉頡以前已先有造書者……夫人具四肢，官骸常動，持莛畫地，便已縱橫成象，用為符號，百姓與能，自不待倉頡也。《呂覽》雲，“未有蚩尤以前，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因知未有倉頡以前，民亦畫地成形，自為徽契，非獨八卦始作，為文字造端而已。今之俚人，亦有符號；家為典型，部為徽識，而彼此不能相通，……夫倉頡以前，亦如是矣，……字各異形，則不足以合契，倉頡者，蓋始整齊畫一，下筆不容增損；由是率爾著形之符號，始為約定俗成之書契，……非羲農以前遂無符號也。
章先生這一段議論，很可以打破“倉頡是第一個造字的人”這句話。我的意思，以為說倉頡造字，同說堯舜禪讓，湯武征誅，周公製禮作樂這些話差不多，都不過是春秋戰國以來的傳說，未必是當時的實事，但看倉頡這個名字，就有點可疑，“頡”字是個諧聲字，“倉”字照《說文》說，“從食省，囗象倉形”。這“食”字已是一個兩體會合的字，這兩個字，恐怕都不是初造字的時候就有的罷，若是不敢過於疑古，則《荀子》所說章先生所發明的話，也還可以信從，比到那說“倉頡是第一個造字的人”的議論，要高明得多了。
結繩和書契，究竟是怎樣的分別呢？——現在是還尋不出甚麼確實證據，我一個人的臆想，以為就符號的形象說，結繩是用繩子結成許多無意識的花樣，書契是用繪畫來表語言的意思；就記符號的器具說，結繩是拿繩子來打結，書契是拿刀在木頭上刻字，或者是這樣的分別，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