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有病，一個人要能讓自己胖到癡肥而醜陋的地步是不可思議的。中美兩國，富足的程度當然有異，可是如果兩國的富足程度對調的話，我想中國胖子也不會有美國胖子多的。因為在自製力、耐心與勤勞這些方麵說來，美國人都太不及中國人了。如果吃時能稍稍有點節製，平日操作勤勞些，對減肥運動多點耐心與恒心的話，一個人又能胖到哪裏去呢？還有一點大概也很重要，中國人胖了會自卑，不大敢見人，美國人太個人主義，胖了會自以為有特色，還要爭取“胖”權。若不是胖與許多疾病有所瓜葛，我們這些瘦老中在美國，早就要“無立錐之地”了。
“美國人怕死，每戰必敗”是越戰之後的“趣談”。可是，近年來美國人怕胖已怕出一種病來。那病是精神性厭食症。任何食物都不想吃，吃了就吐，有人一天吐上十幾回。要不了多久，就瘦得不成人形，最後還有生命危險。“木匠二重唱”的才女歌星就是得了這個病症，年紀輕輕就去世了，死得真冤。非洲人因餓荒而亡，美國少女因怕胖而麵對著佳肴嘔吐。《鏡花緣》的作者就是有再好的想象力，也寫不出這樣奇怪的“胖子國”來吧？
據說一個國家國民生活水準的高低，與那個國家糖的消耗量成正比是很明顯的事實。美國年消耗糖量居世界第一，這大概也是他們胖子多的原因之一。這裏食品店裏蛋糕、巧克力糖之類的甜點，其甜度往往是中國人不能忍受的。我每次看見食譜裏有糖的地方，總是要把分量減成三分之二或一半才行。糖，實在是食物當中，最壞卻最具有誘惑吸引力的東西，很像風騷的女子，我這麼說，是因為忽然想起張愛玲的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裏頭的王嬌蕊。
嬌蕊的晚飯就吃一片烘麵包、一片火腿，因為怕胖。可是平時又手裏捧個玻璃瓶，裏麵是糖核桃。這又不怕胖了？她的先生士洪是這麼解釋的：
“他們華僑（嬌蕊是新加坡華僑），中國人的壞處也有，外國人的壞處也有。跟外國人學會了怕胖，這個不吃，那個不吃，動不動就吃瀉藥，糖還是舍不得不吃的。你問她為什麼吃這個，她一定是說，這兩天有點小咳嗽，冰糖核桃，治咳嗽最靈。”
我現在左鄰右舍，左邊是太太胖、先生瘦，右邊是先生胖、太太瘦。韓國詩人許世旭有一天酒後發言道：
“我看夫妻當中，一胖一瘦的話，多半是瘦的脾氣壞，胖的脾氣好。”
我說：
“如果兩個人胖瘦一樣呢？”
他說：
“那一定是天天大打出手。”
兩個瘦子相打，我可以想象。兩個胖子不知如何打法？一般說來瘦子跟悲劇有關，胖子根本就是喜劇。我們在電影《屋頂上的提琴手》裏，看到的男主角是個胖胖壯壯的中年人，因為他演得太好，不覺有異。後來我在匹得芒看了一次舞台劇的《屋頂上的提琴手》，男主角竟是個瘦高的人，劇散後想想，一個在農莊上辛勤工作，養了五個女兒又要對付囉唆太太的這麼一個人，當然應當是瘦子才對。可是按照老許的理論推演起來，男主角是給他太太“氣”“胖”的倒也十分可能。
人家說：人到中年，發胖如同水火，擋都擋不住。有一天，我若發起胖來，我願意說那是因為我脾氣變好的緣故，與年齡無關吧。
花生糖
我小的時候，很好吃。可是在我們那個時代，小孩子是沒有什麼“固定的零用錢”這類玩意兒的。有時在路上撿到一毛錢就會高興得雀躍三丈，因為一毛錢可以買到兩顆橄欖、話梅或是一塊花生糖呢。
我的故事，是從跟一位同學的友情開始的。
我的同學高勝利——因為是在抗戰勝利那年出生的——是標準眷村裏長大的孩子，非常能吃苦。除了上學，在家的時候總是得幫忙料理家事。我記得有一次晚飯過後，功課做完，十分無聊，就到她家去找她。
“她在抽水機那邊洗衣服呢。”高媽媽說。
我跑到抽水機那兒，一看，好多十一二歲的女孩子聚在那裏，一人一隻大水盆。盆裏一大堆待洗的衣物，盆邊斜架著一塊木製洗衣板。昏黃的路燈下，白白的肥皂泡沬沿著洗衣板一揉一搓地膨脹起來，好玩極了。
“我幫你洗。”我還記得當時興奮的心情，後來讀到馬克·吐溫的《湯姆·索亞曆險記》，裏頭說到湯姆被處罰去油漆圍牆，他的同學爭先恐後，甚至用蘋果、玩具來交換工作，我就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
可是，勝利隻讓我幫她打水。那時候自來水還是奢侈的事，水都得用“幫浦”自己打著用。我家有個大水缸，我記得還要請人每兩三天挑幾擔水來，把缸注滿。
總之，後來我天一黑就跑去幫她洗衣。其實，是蹲在洗衣盆旁邊玩那滑滑溜溜的肥皂水。
有一天，勝利來找我，給我看她媽媽給她的一毛零用錢。我們倆興高采烈跑到小雜貨鋪去買糖。為了鋪子裏“琳琅滿目”的零食，我們起碼費了十來分鍾，最後終於決定買了塊花生糖。
那時候的花生糖，可沒有現在這樣的“秀氣”——一口一塊。那時是一大片，長方形，勝利把它對分了，掰開遞給我一半。多夠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