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寧願忍住悲傷，不願母親的靈魂不安——我忽然明白，這是今生今世唯一能為她做到的事了——我們當然不能說為過世的人還能作些什麼犧牲，因為他們已無從領受；但是，這發自內心的哀傷，我也不願稱它為犧牲，因為這真正是出於我的心甘情願……
雞尾酒會及其他
用這個題目來寫紀念吳伯伯（魯芹先生）的文章，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我手邊有兩本《雞尾酒會及其他》，一本是傳記文學版，我自己買的。一本是文學雜誌版，吳伯伯送的。吳伯伯去世以後，我拿出他送的那本，再三翻看，很是不忍，決心要捐贈給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東方圖書館。其二是回想起跟吳伯伯見過的幾次麵，多半是跟吃飯有關，“酒會及其他”是再好沒有的聯想。其三是吳伯伯的風格，一向幽默風趣，就連寫夏濟安先生之逝，也是以夏先生之趣來替代。所以，我如果涕淚交流地來寫此文，吳伯伯地下有知，不會原諒我的。我八月二日晚才由加拿大溫哥華結束了十日之遊回到舊金山來，得知噩耗，眼淚滴滴答答掉了好幾天。我走時，還知道金山文友有一個歡迎高信疆夫婦來美的聚餐會，回來時他們卻告訴我吳先生已成一缸骨灰，至今想來，恍若一夢。
一位成名的作家很可能會擁有很多讀者，但是確實“值得”人去喜歡的真是不多，而吳伯伯是那少有之一人。他的文格與人格是一致的——他的幽默風趣間或帶著嘲諷，有一種“錦繡胸懷冷麵孔”的味道；他深切明白“小襟人物”的悲哀，卻絕不肯縱容“懷才不遇”的自憐；齊邦媛老師說他是“正人君子”，姚朋先生說他“雖然過的是西化生活，骨子裏是道道地地中國的”（我手頭無書，這些話好像是在《師友、文章》那書的序裏看到的）。我最欣賞姚先生形容吳伯伯的一句話：“從容坦蕩。”原來不過是一句泛泛的形容詞，及至見了吳伯伯本人，才覺得形容得再恰當也沒有了。吳伯伯文章寫得雖然不多，可是真有“大家”風範，大約就跟他那“從容坦蕩”“正人君子”的學養有關。楊牧在《中國近代散文選》中說吳伯伯這一派的散文恐怕要後繼無人，說得極是。
外子孟湘本來不好文藝，及至我做了他的太太，見我對於寫作那樣地“欲罷不能”，才勉為其難培養了一點文學細胞。可是，我們倆倒是很早就喜歡上了吳伯伯。開始是因為吳伯伯在一篇文章裏說到夏濟安先生替他的大女兒寫作文，得了個“丙”（平時吳伯伯大女兒自己寫的作文還不至於得這樣爛的成績），大女兒很不高興，以後夏先生每打電話來找她爸爸，她就說：“那個劉恩丙找你。”（當時香港有個電影明星叫劉恩甲。大概夏先生長得有點兒像他。）
孟湘讀了那篇文章，大笑不止。後來又有一篇文章，提及吳伯伯送朋友去機場，想走一條沒有走過的路，自恃在華府住了那麼多年，橫豎是一定會到的，結果是——老馬“失”途。孟湘看後說：“此人簡直跟我一樣。”
我一見他居然會引一位文人為知己，趕忙“機會教育”，把我最喜歡的那篇《我和書》翻給他看。其中一段，吳伯伯是這樣寫的：
說老實話，我手邊的錢，若僅夠糊口，一定先買大餅，次及典籍。我生來大約就缺少詩人的氣質，起早通常是為了趕路，不是為了看花。雖然也喜歡坐在院子裏看月亮，到該睡的時候，還是蒙頭大睡，並不舍不得室外的清光；總而言之，是個俗人。
從此，孟湘如果自讚是個“可愛的俗人”，總是抬出吳伯伯來撐腰。
最巧的是我一九七八年夏天由紐約州水牛城搬到加州舊金山來，是開著車過來的，美國東西兩岸相隔三千英裏路，開開停停，當然一路也玩了不少地方，一共開了六個多禮拜才到。等我把遊記寫完寄到《世界日報》連載時，卻在報上讀到吳伯伯由華府搬到加州來的文章。他也搬到舊金山附近，也是開車來的，可是他一口氣隻開了六天就到了。想到他已是六十開外，我跟孟湘都佩服之至。我尤其慚愧，同樣是三千英裏路，我寫了萬把字，而吳伯伯隻寫了三千字。
“文章極處無奇巧，人品極處則本然。”可以說是吳伯伯給我的無言教誨。
我是一九八○年秋才第一次跟吳伯伯見的麵。當時是好友陳永秀陪她公婆去會見他們武漢大學的老同學，我跟了去是永秀知道我很喜歡她公公——王伯伯德芳先生——那位作家同學之故。那一天，吳伯母先不在家，等我們要告辭時，她才由女兒家抱著外孫女回來；可是，我看見吳伯伯書桌上幾張相片，立刻就能指認：
“這是‘上司’，這是‘劉恩丙’，這一定是小女兒。”
吳伯伯很是吃驚，等我告訴了他“老馬失途”在我家的典故，他對王伯伯說：
“我還以為我的文章隻有我們這一代的人才看。她那個年紀……”
王伯伯說：
“人家可真的是你的忠實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