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當時很鎮定，隻說：“我不怕死，隻怕痛。”然而當天夜裏，我們卻被她和父親臥室裏傳出來的吵鬧聲弄醒，她要去跳淡水河。我淌了一夜的眼淚，不敢去見她的麵，我太後悔把實情相告。為什麼我們總以為她應當是夠堅強、夠勇敢的？為什麼我自己卻是這樣的怯懦、這樣的優柔？現在我們精神上的擔子輕了，可是她心理上的壓力，我們卻再也無從分擔，甚至於不能明白。因為她從此情緒時好時壞，有時一個人一邊聽著“慈光歌”的唱片，一邊垂淚，理也不願意理我們，有時跟父親大算其舊賬。父親痛苦地容忍著，有一次他用茫然的眼光對我說：“我知道，她無非是要使我們在她去後少懷念她一點而已。”我忽然明白，天底下所有的海誓山盟，都沒有我眼前這真真實實的平凡的愛，更叫人難忘，也更叫人碎心的！
她再也不許我多留在台北了，總是催促我假滿前離去。她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她絕不要叫我們生厭，叫我們落到不孝的地步。她至死都在為我們著想。不久，兄弟姐妹都由美國回來了。家中不再冷清，母親卻失去了笑容。
見時容易別時難。我不知道我是怎樣離開台北的。那天，母親強忍著眼淚，拍撫著我的背，我趴在她身上，摟著她的脖子不放，嚶嚶地哭著：“媽，不要你死。你是我們家裏的支柱，沒有你我們就完了。”母親的聲音，至今響在我的耳畔：“傻孩子，媽遲早要比你先走的。你還要照顧你自己的家。媽自以為值得驕傲的地方，都已經傳給你了。媽也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了。”這就是她的遺言，這就是她最後的遺言。
安息吧！母親。我已無從報答你的厚愛，但是我知道，我將帶著你的愛直走到我路的盡頭。到那時候，我們還會再見的。
馬塞爾的哲學說“愛與忠信，克服死亡”，我相信，那是真的。
燈火下樓台
母親去世之後，想起她的時候好像反而比她活著的時候還多了些。以前每年總有兩個特定的日子是一定會想到她的：一個是母親節，一個是她的生日。如今還多了一個——她的忌日。
她雖然已去世了兩年，可是因為婚後我一直是在海外，八年內隻見過她兩次麵，還是她來看我們，不是我回娘家，因此久別與暫離已失去界限，如今我每想起她時，也總覺得她仍是在台灣某一處我不熟稔的地方生活著的。隻有她的忌日，使我不得不想及她的死。
如果有心理醫生要我做“聯想”測驗的話，他說：“母親的死”，我一定先想到的是“屍體與殯儀館”“黑暗與恐怖”，決計不會先想到母親。也許是自欺，也許是對於有關母親葬儀的一種反抗，我但願她是入土前早已升華了。
據說母親死得很平安，我以為那正是因為我不在她身邊的緣故。有時候我恨我自己的情多，常牽扯著別人一塊兒受苦。設若我在她身邊，她見我的眼淚必不肯安然而去。現在每於她的忌日，我唯一能克製住自己傷情的方法，就是盡量去想些有關她的葬禮上的某些細節而不去想死亡的本身。
笙歌歸院落
燈火下樓台
我願母親的“逝”，就是這樣的兩句話。歌盡、燈熄；而詩的餘思卻時常地被想起來——被想起來。
記得我趕回去後的第二天，弟弟帶我去殯儀館。在邊門庭院裏，正遇上一具準備起靈的棺材，一群罩在麻布孝服裏看不見麵目的女人和小孩哭號著硬拉住棺木不放，好像有誰要搶奪他們生命裏最最寶貴的東西。抬棺的人把手中抽剩的煙頭往旁邊已漸成灰燼的紙錢堆裏一丟，不耐煩地催促：“好啦，好啦，再哭也沒用。”我一時呆住，生死之間斷腸似的痛，原來也隻能有感於有限的人而已。死後會為你垂淚的，一生能得幾人？人間荒寒至此，我反而驚得不知所措忘了自身的悲傷。
他們沒有租用殯儀館的大廳大堂，他們沒有如山的鮮花來裝點棺木，他們沒有樂隊、沒有挽聯、沒有體體麵麵的送葬人。死者對於他們所有的遺贈是窮，而他們對於死者所有的贈與也隻有悲哭。窮人的生，是磨難；窮人的死，是苦難。
至今，我還是常想起這一幕來。窮與富，在死這一件事上而言，也許是分不出階級的，然而，在葬禮上卻有顯明的區分。古時，“賣身葬父”是如何的諷刺；如果亡者地下有知，豈能安心見此賣身慘事？此舉真是何孝之有？然而想到：一個弱女子若能借賣身得以享日後生活的牢靠，也算是那個窮父親的另一種安排吧？世間因果，微妙若此，則窮死與富死間的沉哀也許並不如表麵上所見這般的懸殊吧？我時常這樣地想起來。
母親的葬禮，是一個很奇怪的組合。半新半舊、非中非西，正像她的一生，在夾縫裏頭活埋掉了。
按照父親的意思，我們跪拜，我們燒香，我們奏哀樂、痛哭，折疊元寶、焚化冥錢，一切按俗化的道佛法事而行。鮮花堆滿了一屋子，挽聯把牆壁補全，我自己一首“哀寄母親”的小詩卻隻能寫在報上。我什麼也沒說，這一切不過是對父親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