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馬上要回去，不管你們用什麼理由騙媽都可以。”我說，“我要去看媽。一天也不能等。”
行前，我跟兩個女兒說：
“我小時候住在我的祖父祖母家裏。後來打仗了，外公外婆要到台灣去。外婆舍不得丟下我，就在火車站等了三天三夜的火車，最後是擠在人家運貨的東西堆裏才回到了杭州，把我一起帶出來的。現在外婆病了，我不知道會回去多久。……我愛你們，可是我也愛我的媽媽。”
離鄉八載，我竟是帶著這份慘痛的心情來圓我的“還鄉夢”的。當華航飛機在桃園機場著陸的那一刹那，我心中沸騰，心情之複雜、難堪，真非筆墨所能形容：一方麵是久別重逢的喜悅與興奮——久違了，我的台北，親愛的台北；一方麵是肝腸寸斷的親思情絲——爸媽，“不孝的”女兒回來了。那時候我在心底說的“不孝”真是充滿贖罪的意思。
父親在機場相迎。父親真的老了，頭發已稀、蒼蒼灰白，臉上縱橫著疲倦與愁苦。我們除了相擁而泣，誰都說不出話來，一別八年，日所思、夜所夢的故鄉的牽掛，如今隻成這滿腔的辛酸，滿眶的淚。而我們更大的哀傷，是將要看著我們都深愛的那個人離我們而去永不再回，我們卻都無能為力，不能相阻。
快到家的時候，爸說：
“見了媽千萬別哭，就說原來打算母親節回來的，因為聽說她病了，就提早回來。”
我一進門，見母親勉力坐在餐桌邊上要招呼我吃東西，不時地咳嗽，捫著左胸，想要悶住那兒病的肆虐，然而她的氣色卻不壞，白白胖胖的，隻是有點虛弱，我雖有說不出的淒然，但是那點“診斷可能有誤”的幻想又開始升騰，便忘了悲痛，我跟母親一向很親，就嗔道：
“媽，病成這樣，都不告訴我。”
“沒有什麼要緊的病，怕你著急。醫生說再過兩個月就會好起來的。你怎麼瘦成這樣？”她說。
我一向也就沒怎麼胖過，這一次焦等著告假護照機票，又想象著母親的病狀，父親的孤苦，日夜不知如何度過，飲食全無滋味，一下子就不覺瘦去許多。我憐母親，母親憐我，父親背著我們，就摘下眼鏡掏著手帕。
我看偌大一棟房子，樓上樓下的空著，到處是我們小時留的或由國外寄回的零星飾物——有的早該扔了，父親一院子的盆栽，母親手織的沙發套、椅墊子；處處都是寂寞。見到臥室裏滿牆我們的相片，由小到大，我心都碎了。天知道這二老多有福氣——四個兒女都在美國！然而他們有病有痛、有劫難的時候，一個也看不著、喚不到……更慘的是當他們已習慣於相依為命的時候，死亡卻要來拆散他們。父親從來不怨天尤人。有一次卻幽幽地歎道：“上帝啊，菩薩啊，這些個怎麼這麼不公平！”可憐的父親！
父親一生對朋友慷慨，對兒女大方，自己卻十分儉省。弟弟出國時，他賣了延吉街的房子給他念書。如今又賣了南港的房子給母親治病。他說：“要是能治好她的病，一分錢也不必剩下。要是不能，每一分錢都叫你媽帶走吧，不要給我留下，不要給我留下，我要錢又有何用？這些都是靠她的能幹才有的。”他不時地詢問母親想吃什麼、想要什麼。隻要母親一提，他便滿街去找。
母親是家中的慈禧太後，就是病著，也不忘要爸帶我上街買衣服——說我們柏克萊式的邋遢，台北人不欣賞。又要盯著我每餐至少要吃下一大碗飯——我有時候被辛酸哽住，隻得放杯開水在旁邊，一口飯一口水地往下送。她每日勉力起床，在室中踱步，要帶我去環島旅行，走不多久，就為咳嗽與氣喘所阻。
“我這急性子怎麼得這種磨人的病？不是說兩個月就會好起來嗎？”
她愈來愈懷疑了，胃口也愈來愈壞。幸有大姐寄回來的一種航天員喝的高蛋白飲料，也許就靠這飲料，一直到她去世時，她的體重都沒有輕過，可是她痛，痛的部位往全身亂轉，有時夜半痛醒，不能好睡。我見過癌症病房，那種殘忍的癌痛，一想及就要不寒而栗。父親拒絕她作化學治療，我則愈來愈怕我們將不能以藥物來為母親止痛。除了這種“枕戈待旦”的恐懼之外，這段日子倒是我自婚後跟母親最親熱的時候了。我替母親洗頭梳頭，替母親修指甲、塗蔻丹，聽她說張三李四的閑話，和婆婆媽媽們的苦經，以及她自己回憶所有往事中的笑話。有時候父親下班回來（他隻上半天的班），見我們又說又笑，一臉的憂鬱頓時化解開來，常使我衷心震動。有時母親躺著，一張大床空著一半，我就去擠在靠牆的那一半裏。
心貼緊母親跟她躺在一塊兒。母親說話累了，不知不覺睡著了，我也不願意驚醒她，就躺著不動，有時在迷迷糊糊似睡未睡之時，感覺到父親躡手躡足進來，為我蓋上小毯，啊，那時候的心情，我是多麼的幸福，我滿心是多麼淒涼，多麼淒涼的幸福！
漸漸地，她連坐著看我們吃完飯的力氣都沒有了，左手也不容易舉起來。父親和我都惶然不安，不知道拒絕化學療法是否錯失，又不曉得應否找中醫服中藥。
我們實在是依賴母親的決斷與意見慣了，臨到這種重大決定，愈來愈感彷徨。父親和我不主張看中醫，因為吃中藥之後，隻能吃素，怕影響她的營養，反而有害，但是又怕“萬一”失去了一次奇跡的機會。舅舅和母親的知友則堅決主張吃中藥。情勢所迫，隻有告訴母親實情了。但是由誰去說呢？我不敢、不忍、不能，直拖到大姐實在瞞不下去，告訴了小弟。他連期末考也沒考就趕回來時，我們才一塊兒跟母親實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