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糖提議去餐廳吃冰淇淋。我說：
“對啦。你不是也有零用錢嗎？你請客吧！”
她說：“冰淇淋也許太貴，棒冰我可以請啊。”
我忽然發了童心。把午餐垃圾揉成一團，指著垃圾箱說：
“這樣好了。如果我能夠把這包垃圾投進垃圾箱裏，你請。如果沒投中，我請。好不好？”
“好啊，好啊。”她興奮得很。
瞄準，投籃。進去了。居然投進去了。運氣真好。
運氣真好。拿著那支兩毛五分錢的橘子棒冰，坐在那素雅的藝術餐廳裏，我們的快樂因為這偶然得來的運氣，變得加倍了。別人或許正吃著五塊錢的午飯呢，而我們這五毛錢的棒冰，滴滴都是甜的。
回家的路上，女兒說：
“今天好像是完美的一天。”
我的心，為著她給“完美”所作的詮釋，充滿了幸福，充滿了實實在在的幸福。
會唱歌的葉子
演講完畢，頒獎開始。
小說組：第三名，不是她。鼓掌。
第二名，也不是她。我的心快要從胸腔裏頭跳出來，鼓掌，鼓掌……
第一名——唐密。
坐在我身邊的她，霍然站起身來，走上台去。嘴巴笑咧開來，牙齒上矯正牙形的鐵絲再也遮掩不住。果真是她？果真是她？
那個穿著白長褲紅黃藍三色T恤的中國女孩，是我的小蜜糖嗎？她什麼時候由娃娃變成少女了呢？全場的掌聲，我溫熱的激動的淚水險些兒奪眶而出。
她拿著她得的一張支票和兩個一大一小的勳章——一個上麵寫著“年輕作家——第一名”，一個寫著“亞當初中——作家”——重新回到我的身邊入座。我伸手摟住她的肩膀，在她的小臉上親了一下：“真為你驕傲呀。”
是的，我是多麼的驕傲，卻又多麼無端地哀傷起來。好像我們平日死水一般的愛情，是不宜激蕩的，一激蕩就會有淚。我想起昨天特意送給她的一本書——《奉獻樹》（The Giving Tree）。
早在一個月前她的那篇六百字小故事：“藍色水鑽”進入決賽的時候，我就在打算給她買一樣有意義的紀念品。一開始，她挺有自信地說：“我想我得前三名沒問題。”我說：“可別這麼想。不然，希望太高失望會太重。”她聳聳肩膀，很不以這樣一個會澆冷水的媽媽為然。我覺得非常慚愧，決定自己先給她一個獎。
我一開始想到送給她的是一套衣裙，可是她近來抽條，瘦長起來，躥得像竹子，衣服不能跟著長，不久就要無用。何況，她平日對衣著無心，就是參加頒獎典禮那天也穿著牛仔褲就走。我說：“要不要換件裙子？”她說：“我才不要穿得太講究呢！要是沒有得獎，多狼狽！”最後也隻折中換了條白長褲。
吃的穿的都不再考慮了之後，有一天，我逛書店，猛一看到這本兒童書——《奉獻樹》——我即刻買下。
這本書，我還記得大女兒小時候，我由圖書館借來念給她聽過。
有一棵樹，愛上了一個孩子。每天，孩子來摘它的葉子、吃它的果子、爬在枝條間蕩來蕩去。累了，還在樹蔭下睡覺。孩子也愛這樹，樹——它很快樂。
可是孩子長大了，樹孤獨了。孩子要錢買東西，樹說：“我沒有錢給你，可是你可以把我樹上的果子全摘了去賣錢。”孩子要有房子、有自己的家，樹說：“我不能給你房子，可是你可以砍下我的枝幹去蓋房子。”不久，孩子快要老了，他想起遠方，他要一艘船好去遠方遊曆，樹說：“砍下我的身子吧，它可以做船。”
很久以後，孩子回來了，他已經很老。
樹說：“對不起，孩子。我已經沒有東西可以給你了。”
老人說：“我已不再需要什麼。我太累了，隻想有個安靜的地方坐下來休息。”
樹說：“一株枯樹樁子，正好可以給人坐下休息。來吧，坐下休息吧，我的孩子。”
老人坐了下來，樹——它很快樂。
我把這本書送給蜜糖的時候，知道她一心要當作家，可是整天都看的是偵探小說，便說：
“要當作家，就寫這樣子的好書。如果是要寫偵探小說，就不必了。”
她接過書去，迫不及待地看完。
“淒涼的故事嘛！這小孩好自私喲。”
大女兒一聽，順手接過去翻看：
“啊，我記得小時候媽念給我們聽過，對不對？對不對？”停了一會兒，她很認真地對妹妹說：
“我想，我知道媽媽的意思了。她願意做那棵樹。”
哪一位母親不是心甘情願做那樣子的一棵奉獻樹？
但是，我仔細想想。我能做到那樣“偉大”的地步嗎？隻剩下枯枝殘幹的時候，我能不悲哀不自憐嗎？蜜糖說得對，這是一個淒涼的故事。每一個人生都是一個淒涼的故事，我不便這樣告訴她們，我隻提及另外一本“我們的”書。
那本所謂“我們的”書，是大女兒的“珍藏”——上麵塗滿了蠟筆、鉛筆、圓珠筆的抽象畫，連封麵也看不清楚了。反正是她們姐妹倆共有過的第一本書。不久前我們三人合力整理地下室一堆亂七八糟的舊書，我準備扔掉它，大女兒“搶救”回來：“怎麼可以丟掉？這是‘我們的’書呀。”
那書上說的是一個喜歡音樂的墨西哥孩子，因為家裏窮，買不起樂器，可是他真喜歡唱歌。後來，城裏要趕集，有個音樂比賽大會，孩子真想參加。
可是他知道家裏很窮，不願意開口要父母買笛或買喇叭，他很難過。有一天，他在田裏遇見一位老農夫。老農夫問他為什麼悶悶不樂，他說出他的苦衷。老人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