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者告訴：時間飛快一滑來到了當下，一屆屆會議接下來，雖然還是那樣的名稱，還是那同一個地點，還是大家合影，也還是會議之前在台階上站著交談—就像歌裏唱的，“山也還是那座山，梁也還是那道梁”，隻不過最重要的部分變了—物是人非，台階上再也不見了他們的身影。他們一個個先後離開了我們。新的這一撥人也係著領帶，頭發也梳得很好，但怎麼看都不對勁。打扮相去不遠，氣質相差又何止萬裏。甚至在人群裏還有幾個委委瑣瑣的人，用一句話當地俗語說，就是一些“貓頭狗耳”—這等於書上說的“獐頭鼠目”。他們也來了。
這樣的風景就不太好了。概括一點講，這裏再也感受不到文化的尊嚴了。的確，在這樣的場合中，總會發現有幾個神氣異常的人，他們抖抖瑟瑟，一見領導來了，馬上慌慌地湊過去握手，一邊握一邊躬腰，眼睛濕潤著—現在見了官員就忍不住要哭的人，已經是越來越多了。
這種情景不要說很早以前了，就是二十年前都很難見到。可見世風變化很快。像這樣的情形，其實不光是文化聚會，其他各種聚會都不難見到。由此就可以看出社會風氣演變之快，其程度和速度都是我們大家始料不及的。
這與大環境的教育力影響力是分不開的。壞的榜樣具有極大的感染力，一般的專業教育是難以扭轉的。以前之所以能培養出那麼多讓人景仰的人物，就是因為社會風氣不同，大環境不同，再加上有大師的身影—人們都敬畏他們，羨慕他們，模仿和學習他們。他們不僅有豐厚的知識，還有知識給予的那種氣度和魅力，有風骨，是這些合在一起感召著我們。
現在是物欲統領了一切，人為了所謂的成功會不擇手段，在這種情勢之下也就不得不出現“君子潛伏，小人橫行”的局麵了。一個環境中，當君子不得不潛伏起來，小人也就通行四方了。於是許多地方早就不是事業的競賽，而直接就是“小人競賽”。卑鄙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獲取了最大的利益，君子先是憤怒，然後是無言，到最後也隻好潛伏起來了。
君子潛伏是為了保存自己。潛伏有時候也是一種“存在”；“缺席”有時候更是一種必須。
野蠻者趾高氣揚地走在大街上，這算什麼生活。如果總是如此，教育者，師長們，無論怎樣設法讓自己的學生向往文明，遠離野蠻，說到口幹舌燥也難以奏效。因為現實才是最好的教育，他們已經無法再相信美好的言詞了。
講到這裏，我們心裏未免有些過於沉重。
但是我們的道理歸結到哪裏才好？仍然還是要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正是人類的韌性，我們一代一代都依靠這韌性生存和奮鬥著。因為說到底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沾了汙跡的紙
不斷聽到這樣的議論：人們痛感當代文學包括藝術，從研究到創作的很大一部分，已經失去了最基本的操守。這種指責和憂慮或許並不過分，因為這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時期，人們所見的野蠻和粗魯的發泄已經太多了。這與我們崇尚的一些普世標準、文明教養和美好傳統已經大有不同，有人認為那樣做才是追求成功的正確門徑，至少是一條重要的門徑。信口雌黃並不為羞，還可以作為相當驕傲的事業去做。所以這些現象許多時候不但得不到批評，反而被或明或暗地推崇著，羨慕著，讓多人將其奉為楷模。這樣時間久了，全社會也就見怪不怪，以至於成為大的文化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
有些很堂皇的教育場所也好不到哪裏去，同樣沒有鑒別力，他們推薦和引導的常常是更加糟糕的東西。麵對年紀不大的購買群體，有人向他們灌輸和誘導的就是那些顯而易見的文字垃圾。有的家長先是懷疑，最後痛心疾首，可就是沒有辦法。因為他們的孩子是要受大環境影響的，比如孩子到同學家裏玩，同學家裏有什麼書，他也要買回來—一方麵不甘落後，另一方麵也為了到一起時有共同的話題。
孩子動手總是很快，結果滿屋子的垃圾就這樣搬回來了。家長恨不得把它們統統扔到外麵去，然後再趕緊洗一下手—可是這樣激烈的對抗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這是沒完沒了的事。最後家長隻好仰天長歎，聽天由命地等待下去，等待孩子有一天自己明白和覺悟起來—這段時間可能要無比漫長。但是當家長的一時也找不到更好的辦法。
現在學生麵臨這麼一個奇奇怪怪的閱讀環境，整個社會又會怎樣？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實在有不少令人焦慮的教育難題。那麼多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因為上大學的太多了，現在常常是按一比一多一點的比例招生。即便到了大學也不一定學到過硬的本領，壞的榜樣倒是不難遇到。即使有一兩個好的榜樣，也會像一把鹽撒到了江河裏，沒有什麼效果。
優秀畢業生很多，但糟糕的畢業生更不在少數，他們對於用人單位來說直接就是一個包袱、一個累贅。可怕的是這些年輕人既沒有知識沒有閱曆，更沒有基本的是非觀念。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正在推崇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用老話說就是“不學好”。但是越是這樣的青年越是焦急，恨不得一步踏入盡情享受的生活。誰如果對這樣的年輕人講點責任和道德，講點勞動和義務，那不光是對牛彈琴，而且還要受到嘲諷和頂撞。
現在不知是怎麼了，有些青年已經二十五六歲了，可是交談起來覺得他們仍然像個孩子。這大半是因為他們把很多時間耗在一些不值得的東西上，比如整天對著電腦網絡。所以他們已經不是一張白紙—那樣倒好一些。他們像是一張被揉搓壞了的、沾了許多難以洗去的汙跡的紙。
現在的局部教育受製於社會大教育、全球化的教育—關於“全球化”，學來的又僅僅是表麵的操作形式。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作為個體，一個有閱曆有責任感的人，會意識到現在是多麼積重難返。不過無論這個任務多麼沉重，痛心之餘也還是要多做，不知疲倦地做下去。這樣工作一生，也是完成自己的一種方式，算是一種人生的修行吧。
流水線
在大學裏工作看上去讓人羨慕，有許多人都想進入校園。當有人表達了類似的想法時，一個熟悉的大學老師馬上說：幸虧你沒來！朋友問為什麼？他說咱這裏大的方麵先不講，隻講一些“小事”—光是各種各樣的表格就夠你填一陣子的了，你受得了嗎？要做項目就要填沒完沒了的表格，要考察教學也要填，這還是其中的一些小事情……學校用一種非常機械的辦法來管理，各種各樣的指標都要落在可衡度、可測試、可計量的基礎上。所有的工作都要化為數字，以便讓電腦部件管理起來。
我們這個積弱多年的農業國，今天終於趕上了數字時代，用上了電腦。
這種種管理方法也許來自外國，來自全球化的現代企業管理，起碼是從那裏搬來的。大家聽了一陣沉默，無言以對。
說到學習，就我們所知道的一些國外名府，那裏並不如此，還是很人性化很寬鬆也很尊重個性創造的。那裏所謂的“教授治校”，就是以教授為主體和中心：一個教授的職位是很稀缺很重要的，每去世或調離一個教授，其他人才會有機會接續，這已經成為非常嚴格的製度。教授有了這樣的地位，當然就是另一回事了，作用與尊嚴與我們這兒全然不同。如果一個校園裏到處都是“教授”，連一些懵懂和半傻也成了“教授”，要建立起職位和學問的崇高聲譽怎麼可能。
熟悉大哲學家康德生平的人會知道，那樣一個大學問家，為了等到一個教授職位卻花掉了許多寶貴時光。從那時到現在多少年過去了，世界上一些重要大學的傳統和體製，也並沒有發生多少變化。也就是說，大致還是康德在世時的情形。
這些教授們上課的時間也許不多，他們為學校作貢獻的方式也不盡是呆在講台上。但他們是大學的中心，是知識和方法的守護者，也是學府尊嚴和水準的象征。他們身上具備的巨大能量會烤熱整個校園。
我們這裏真正意義上的好大學並不多，倒有不少“大雜院”，哪個“大雜院”裏都不缺滿口髒話和臭名昭著的一些人。要找“教授”嗎？那是絕不缺乏的，到處都是，因為這不過是個名稱而已。如果有人想好好做學問、當個學富五車的人，那也沒用，這裏根本不需要他們。所以也就隻好平均化、沙漠化、野蠻化。
一所大學若淪落到最糟的地步，就是成為生產低端產品的流水線—一批批學生畢業了，質量水準到底怎樣是另一回事，教師不過是這條流水線上的組件，是工具，是守在流水線旁邊的人，隻需要按照基本動作做下來就可以。工具和零件協配，於是一切“正常”，是這樣一種狀態。如果有人覺得這種機械的工作痛苦、無奈和滑稽，那隻是他自己的事，作為個體，他發出再多的抱怨也沒有用。
教育機構如果這樣一步步退化，淪為工具化，流水線化，在搞成批生產，出來的產品也就一定是簡單化和模式化，不僅粗糙，還帶著致命的殘缺。假如一個還算不錯的坯子塞到了這個流水線上，轉了一圈下來一定會是少皮無毛了。
所以有人一直說，時下最大的問題是教育。但這千萬不能狹義地理解為學校教育，而是更大環境施予的“大教育”。學校隻是大環境中的一種小氣候而已。
下賤和腐敗
我們平時說：一個人講什麼很重要，做什麼就更加重要。因為如果隻有漂亮話，做的事情卻讓人鄙視，那就更糟糕了。有了權力卻沒有一點理想，隻想不勞而獲，那就等於選擇了一種最下賤的職業。
人在相應的位置上，總得有一點點公益心和事業心，就是說做些對社會和民眾有利的事情。如果風氣被徹底敗壞，那麼一個人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會被普及和灌輸一種信念：賺錢或做官。結果隻能是無數人在這條小路上擠成了一團，急於奔向官本位社會中的這個“本位”。就社會價值觀而言、社會風尚而言，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可怕的了。其實做社會管理，這在現代社會也隻是許多工作中的一種而已，並不是高人一等的。做任何事業都可以有成就，但做官不等於成就，而隻是一種職業。
有人如果具有行政能力，擅長治理和服務，並且最終取得了成就，那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事。但僅僅是因為在這樣的職位上有很多方便，其中的一些人也就要找機會占盡便宜。他們發現這個工作不錯—既不是繁重的腦力勞動，更不是繁重的體力勞動，吃得好穿得好，還常常被人簇擁著，甚至還可以耍一點威風。這當然很好，很合好吃懶做者的胃口，所以他們個個拚了命也要走這條道路。
於是不知不覺中就做了最下賤的職業。
縱觀曆史上的墮落時期，在正常道德標準已經廢掉的社會裏，笑貧不笑娼就成為普遍現象，許多人並沒有恥辱感，他們理所當然地把最下賤的職業當成最榮耀的職業。整個社會沒有道德感，沒有榮辱感，沒有是非感，正直的人就會陷入最大的痛苦。一個人無論運用多麼卑劣的手段，隻要獲取了世俗利益，就將得到眾人的承認—這究竟有多麼可怕，隻有生活在其中的人才會知道。
在昏熱的物質欲望中，一個族群的道德感如果喪失到如此地步，人的幸福指數甚至還要低於戰亂時期。因為戰亂是外部施予的殘酷和不幸，而喪失了基本是非標準與日常倫理之後，卻會造成自內向外的絕望，是心的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