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去吃飯，再次確定加裏將會一切安好。醫院為我提供了一個夜間休息的房間，和加裏暫別後，我帶著一本書和一袋餅幹回到在我的房間，似乎沒什麼可擔心的。
星期四早上6點30分，樓上護士站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加裏的情況又惡化了。看在上帝的份兒上，我甚至不是第一個知道他是什麼情況！為什麼大家什麼都沒告訴我？他的主治醫師在哪裏？為什麼我如此無動於衷？為什麼我沒有問一問具體的情況？畢竟，十二年來我已經準備好麵對這種情況。顯然，我已經在心底完全否認這種可能因為真實的情況不在我的掌控之內。
當我踏進病房時加裏說的第一句話是：“幫我打電話給哈萊拉。”
我回道：“現在才七點鍾。”
“就撥這個號碼，我想謝謝她的花和詩。”
他除了聲音極度虛弱以外，在我看來，隻要耐心地護理，他很快會好起來的。然後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這麼多年，我意識到，作為一個誌願者我已經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和精力，但是突然間我感覺絕望了。隻有在回憶中我才能夠意識到在戴維斯醫療中心醫院（DaviesMedicalCenterHospital）的那個星期我承受著和以前很多次疊加起來同等、甚至更大的緊張強度。但那個時候，我一定是防禦性地麻木了。我感覺到自己就像沒有足夠盡心，的確沒有。醫院工作人員不知道我不僅對艾滋工作熟悉、富有經驗，而且也是一位見多識廣的母親。那時，我完全沒有考慮到太多。然而，我仍然不知道我兒子正在承受著怎樣的病痛。他隻是需要好起來，然後離開那裏……但是，如同他期待的生日聚會一樣，都是不可能的。
星期四下午，自我來醫院後，第一次見到了加裏的主治醫生。後來，我才意識到當醫生通知加裏他無能為力時我不在他的身邊，並且感到很遺憾。
他讓加裏做選擇：繼續使用呼吸機，或者注射嗎啡。很多年來，加裏一直擔心發展成癡呆症，害怕無法表達自己的意願。我們從尖峰石陣返回的那個晚上，他已經非常明確地做了表示了這一態度。幸運的是，那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因此，在還有能力為他自己短暫的餘生做出並不確定的決定時，他表示堅決不使用呼吸機。
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識到他剩下的時間非常有限，但我們沒有因此說再見。到星期五早上，很清楚他已處在彌留之際。然而，當一個誌願者過來查看加裏是否需要背部按摩的時候，答案是肯定的。當我看到加裏掙紮著翻身，我問：“你需要什麼？”
他輕聲低語：“按摩。”
我離開病房，讓他能夠在這位紳士的臂彎裏放鬆下來，這位紳士提供了其中一項最舒適的服務。
我返回病房後，生命裏最後相聚的時刻已不可避免，但我們閉口不談。我沒法開口。我隻想慢慢躺到他身邊，抱緊他。不想令他不舒服，尤其是他不再說話，也不能告訴我他是否想要更親密一些，我隻是站在他的床前輕聲低唱：“睡吧！孩子。別再哭泣。”這歌詞是從哪裏來的？
一度，一位護士走進來說：“嗯，沒多長時間了。”
我要求：“讓她出去。”
我不能相信她缺乏敏感性。當然，她可能對此習以為常，但我不是。至少不是和我兒子在一起，上帝啊！我再也沒有見到醫生和醫護人員。
那天，加裏同父異母的弟弟和弟媳也來了。他們三個最近幾年才開始親密起來，我和加裏的其他親人在那種情況下相見，這對我來說就像是肥皂劇裏的場景。加裏的弟媳自願到舊金山機場去接我哥哥艾略特，他放下家庭團圓的雜事來到我身邊和加裏道別。他的到來著實讓我吃了一驚。
加裏的一個表親和一些朋友在大廳裏，我對此深表感激，因為我想和我兒子單獨待一會兒。下午三點左右，加裏平躺著，氧氣麵罩戴在鼻子上，呼吸急促。沒有音樂，在這最後珍貴的時刻，隻有牆上鍾表的鈔針“滴答滴答”地響著。
想起布魯斯·戴維森（BruceDavison）在電影《長相廝守》扮演的角色，我複述著他的台詞：“放心地走吧”。我並不是真的想那樣說，但是加裏掙紮著呼吸，這是我唯一能幫他做的事情。感覺到這可能幫助他感覺到我對他飽含著愛的訊息，也有可能他會覺得他很孤單，我時不時提醒他我在這裏。我告訴他：“我知道這聽起來很愚蠢，但是，如果你知道我在這裏，能不能對我眨眨眼？”
他竟然緩緩睜開雙眼，然後，又閉上了。這是我期待的最好的事情。他知道的。我想爬上床陪伴他，但顧及禮儀，我克製了。下午四點十五分，他微微前傾，我想，哦，上帝，是時候了！但是沒有。我想，他仍然陪伴著我。然後一次又一次，他微微向上，張開他的雙眼，然後，離去了。我看著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