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四章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2)(2 / 3)

徐錫麟的行動雖得手,但革命並未成功。皇上一紙詔書,新派來的巡撫又主持了安徽省。二十八歲的陳仲甫的超前思想得到了血色的驗證。

麵對驟然而起的全省大搜捕,嶽王會總會長陳仲甫不得不又一次逃往日本避難。

這一次,他在日本待了兩年,直到宣統元年(1909年)才回到國內。他是回來為英年早逝的兄長遷葬的。陳慶元上一年猝死關外,嗣父也於上一年掛冠回籍。他要把兄長的靈柩遷回祖塋。

寓居沈陽期間,陳獨秀寫下了“倉卒北渡,載骨南返,悲懷鬱結,發為詠歌”的四首緬懷亡兄的長詩《述哀》。

其三曰:

與君為兄弟,匆匆三十年。

十年餘少小,罔知憂苦煎。

十年各南北,一麵無良緣。

其間十年內,孤苦各相憐。

青燈課我讀,文采勵先鞭。

慈母慮孤弱,一夕魂九遷。

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

關東遭喪亂,飛鴻驚寒弦。

南奔曆艱險,意圖骨肉全。

辛苦歸閭裏,母已長棄捐。

無言執兄手,淚濕雍門弦。

相攜出門去,顧影各涓涓。

弟就遼東道,兄航燕海邊。

海上各為別,一別已終天。

回思十載上,泣語如眼前。

見兄不見母,今兄亦亡焉!

兄亡歸母側,孑身苦迍邅。

地下告老母,兒命青絲懸。

老母喜兄至,淚落如流泉。

同根複相愛,怎不雙來還?

這是一生都剛烈的陳氏寫下的一首罕見的淒婉的詩。你看,他因亡兄之去,竟然發出了“怎不雙來還”這樣痛斷心腸的感慨!

耐人尋味的是,陳獨秀灑淚賦詩祭兄長,晚年又寫過《挽大姊》的古體詩,卻沒留下哪怕一首告別幾任妻子與眾多兒女的韻句。不知因為這位大丈夫恥於表達兒女私情呢,還是因為他根本就不留戀家庭?後來,成為中共重要幹部的陳延年,每次給當總書記的父親寫信時,抬頭總是公事公辦的“獨秀同誌”而非天倫之謂的“父親大人”,實可見陳獨秀對親情的決絕使兒子受到巨大的傷害。

似乎正是這次北上為兄長遷葬,改變了陳獨秀的婚姻。

北京,對!就是北京!隻有往返途時在北京的短暫駐足,讓這個心緒黯然的人有了“變心”的時間與空間!他見到了正在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女師大前身)讀書的妻妹高君曼。乳名小眾的小姨子與其妻大眾同父異母,乃新派女子,比陳獨秀小六歲,時已二十四歲,屬超級“剩女”。該女子在姐夫回鄉後不久,竟輟學回籍,公然與姐夫住在了一起!

姐妹倆同侍一夫的尷尬事實惹惱了安慶的陳家與高家,掛冠加籍兼著名實業家陳衍庶憤然宣布“退繼”—到陳氏祠堂裏正式解除了與陳仲甫的過繼關係,並不準傷風敗俗的“逆子”與小眾姑娘踏入自家一步!

傷心欲絕但又萬般無奈的大眾姐姐除了怨恨,還是怨恨!此時,她與丈夫的第三個兒子陳鬆年也已經出世了。

特立獨行的“逆子”在老家實在待不下去了,便索性攜愛人遠走高飛,去了杭州。

他在陸軍小學堂落下腳,成了一名普通的曆史地理教員。

在兩千多年前範蠡和西施私奔而至的天堂裏,陳獨秀過起了悠然自得的生活。那段時間,欲把西湖比小眾的陳老師,似乎沉溺在了新的戀情裏,雖“用度不豐”,但仍在給好友蘇曼殊的信中引用過唐代李商隱的詩句“新得佳人字莫愁”,可見心情不錯。之後,足足有兩年的時間,陳獨秀居然沒參加政治活動!他留給後人的,隻有一堆上佳的詩篇。

在《感懷二十首》組詩裏,第一首即下麵這首愛之短笛:

委巷有佳人,顏色豔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蘭與芷。

相遇非深恩,羞為發皓齒。

閉戶弄朱弦,江湖萬餘裏。

盡管陳氏傳記均稱“感懷”組詩如曆來文人一樣,是借寫思念女人來表達對國運之憂患。但至少這一首,我沒看出與愛國有什麼關係,倒更像是遠離了洶洶指責的情郎對愛人的纏綿贈句。

對陳獨秀乃至所有的曆史人物,肆意詆毀當然可惡,但著力拔高同樣會讓曆史走形。

幸好,武昌首義一舉成功!消沉於西子湖畔的小學老師陳仲甫如旱龍遇雨,如枯木逢春,如荒草點火,一下子振奮起來了!未久,他即接到了家鄉舊友、出身官僚家庭的革命誌士孫毓筠的邀請,攜高君曼堂堂正正回到了安慶,因為他已經被中華民國安徽軍政府的孫都督聘為了都督府秘書長!

身為皖省最有名的革命元勳,陳秘書長已經不屑於回家住了,他就在孝肅路後的宣家花園街與高君曼公開同居,誰也拿他沒有辦法了。

之後,與他共同創立了嶽王會的柏文蔚同誌接任皖省都督,陳獨秀改任省府高級顧問。後因宋教仁被暗殺,孫中山醞釀武裝反叛,被袁世凱聞知,遂將皖粵贛三省的國民黨籍都督免職,柏文蔚也下崗了。孫氏領導的“二次革命”終於爆發。安徽的獨立宣言即陳獨秀起草的。那年頭,地方政府的所謂“獨立”,往往就是對中央政府的反叛。不幸的是,討袁軍很快就敗於政府軍的彈壓之下,袁任命的新皖督上任後,陳獨秀又隻有亡命的份兒了。之前,叔父陳衍庶剛剛在生意場失利和陳獨秀“胡鬧”的雙重打擊下憂鬱而歿,棺材還放在家中,正所謂屍骨未寒,抓捕陳獨秀的大兵就衝進了陳家大洋房子。所幸他把家人都安排到了鄉下躲避,一家人才幸免於難。

咳!從清朝到民國,他總是被本省所不容的罪人。

他又一次跑到了上海。似乎心灰意冷了,整整一年,他閉門讀書,靠給報章寫文章維持生計,過得極苦。後來,他以“獨秀山民”為筆名在章士釗辦的《甲寅》上發表文章,說過滬上生活之慘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