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來，這不免反映出了一種政治上的幼稚。但在當時對“文革”深層次的背景和高層政治鬥爭內幕根本無法了解的情況下，任何人都不可能超出時代的局限、從而在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麵不受到某些禁錮。實際上，作為社會最底層的普通百姓來說，從事這類活動的難度是相當大的。單說資料收集就無從下手。構思批判驚險小說一文時隻能憑借過去讀過的作品中的記憶片段，零七八碎地拚湊。一次，談到蘇聯的一本驚險小說《匪巢覆滅記》，哥哥、嫂子和我怎麼也想不起來小說中主人公的名字。待到我下一次去哥哥家，一進屋門，嫂子就告訴我終於想起來了：郝米亞可夫。然而這一點我卻記得很清楚，郝米亞可夫並不是小說中主人公的名字，隻是其打入德軍內部時使用的化名。
以後，“文革”形勢更加動蕩，武鬥升級。撫順整個西部地區被對立派別控製。對他們來說，八一兵團的一個常委不能不算是一條大魚。許多人勸哥哥幹脆回沈陽躲一躲。哥哥卻不以為然，認為自己沒做壞事，躲出去豈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於是一直處之泰然，該幹啥幹啥——結果真的相安無事。
1968年9月，我到清原縣插隊落戶，撫順是我回沈探家的必經之地。於是往返青年點時常常到哥哥家站一站。一次，由哥哥家返回青年點，哥嫂給我帶了幾個蘋果。下了火車以後，走在崎嶇的山路上一股強烈的思鄉情緒湧上心頭。看著背篼裏的蘋果，我不願意同外人分享這份親情，便在路上把它們全都吃光了。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自私和吝嗇？
1971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父親被戴上了“曆史反革命”的帽子。哥哥也因此被下放到新鋼加工車間燒幹燥室和澡堂。那一段時間裏哥哥不再寫文章，而是開始養熱帶魚、偶爾同工友喝點小酒。表麵看來優哉遊哉生活倒也逍遙自在。實際上這種輕鬆背後隱藏的是他內心無比巨大的絕望和痛苦。甚至嚴冬裏走在街上，戴在頭上的狐狸皮帽子丟了自己竟渾然不知。
直至“文革”結束哥哥才又回到了機關，擔任了廠工會的副主席。這給哥哥提供了一個新的展示自己的舞台。他充分發揮了自己愛好廣泛，知識麵寬的優勢，什麼集郵、風箏大賽、文藝、體育活動，把新鋼工會工作搞得生動活潑、有聲有色。在撫順市甚至省裏也小有名氣。他自己也多次獲得各級“優秀工會工作者”的稱號。與此同時，還撰寫並發表了大量通訊、報道、詩歌、散文以及各類理論文章。他在自己文集裏收錄的文稿絕大部分是這個時期完成的。一次他瀏覽報紙，看到伊朗舉辦慶祝建國2000年的報道。不由得聯想到我國同樣是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那麼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國家究竟誕生於什麼時候呢？為此他收集了許多資料，潛心研究了很長時間。寫出了《中華建國是何年》一文。不久，報紙報道了國務院組織曆史、考古、天文等相關專家組成課題組，對同樣問題進行立項研究的消息。黨的十四大閉幕式上全場高唱國際歌，引發了他的聯想，又撰寫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戰歌》一文。詳細介紹了《國際歌》詞曲翻譯、修改、傳入我國的過程。但由於這兩篇文稿都不慎遺失，在他晚年整理自己文集時未能收錄其中，因而成為無法彌補的憾事。
小時候在哥哥家見到過他的一篇日記、稱自己的理想是“當一名人民作家”。現在看來，他的這個理想是實現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時間是無情的。兄弟姐妹各自成家且同樣漸入中老年，相聚的機會不免少了很多。況且大家也早就沒有了年輕人“縱論天下”那種“風華正茂”。因此，對那當年那段生活的留戀和品味隻能在遙遠的記憶當中來進行了。小時候最大的希望是盡快地提高自己，以便有能力同哥哥“平等”地討論問題、取得更大的發言權。而現在，我自認為有了這個資格，但哥哥卻離我而去了。好在我的一首哲理小詩《永恒》被哥哥引用到他的文集裏（沒有注明作者。也許忘記了、也許根本不知道是他小弟的大作），這已足以使我感到一絲欣慰。
哥哥駕鶴西去，標誌著我們這個家族“長兄時代”的結束。然而，就在這個時代逐漸“衰落”的同時，另一個新的“子侄時代”卻正在悄然興起。不經意間，孩子們都已長大成人。同樣身為長兄的大侄斐在商海中已小有所成並盡其所能讓老爸體驗了各種現代生活之最；當年從李石寨撅嘴著小嘴、鬧著要坐“大紅汽車”的二侄女抒已經成為整個家族文筆最好的“才女”……看到他們兄弟姐妹相聚時那種感情之真摯，內容之豐富，情緒之熱烈真有一種不似當年而又勝似當年之感。忽然覺得我們這一代人無論從家族意義還是社會意義上說都該退出曆史舞台了。
真的希望有靈魂存在，那樣的話哥哥在冥冥之中看到這些一定會發出會心的微笑；我打電話時也可以從聽筒裏再一次聽到那個熟悉而又沙啞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