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世傑
5月12日夜11時許,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將剛剛進入夢鄉的我驚醒。忙抓起床頭的聽筒,裏麵傳來二侄丹的聲音:“我爸走了……”。
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這突如其來的噩耗。雖然對哥哥的身體狀況早就有所了解,也做了各種各樣最壞的思想準備,可是無論如何沒有料到上天竟然這樣殘酷無情,不給我們留下些許的緩衝時間。
因為就在短短的十餘天之前,我和小孔利用五一假期去撫順看他,哥倆還坐在一起談他的書稿;談他的朝鮮戰友楊棟和孟祥尚。看到他佝僂著身軀,用急促、沙啞的聲音一邊張羅著給我拿煙、泡茶,一邊興奮地侃侃而談,我心底不由得泛起陣陣酸楚。誰知這竟是我們兄弟兩個此生的最後一次談話。本來想在撫順多陪他幾天,又怕他的身體因過度興奮而吃不消,隻好匆匆作罷。臨別時,他竟像個孩子似的隔著玻璃窗久久地、久久地注視著我們的身影……
然而事實就是事實。當理智告訴我,50餘年來我一直視為精神支柱的哥哥真的永遠離開我們了。腦子裏頓時一片空白,一種空虛、孤獨和無助之感湧上心頭。中國人早有“長兄如父”的說法,回顧我的成長曆程,哥哥確實像父親一樣一直關心和愛護著我。甚至在性格和處事方式上我也潛移默化地受到他的許多影響。從童年至今,生活中那些令人難忘的回憶,多是同哥哥聯係在一起的。
哥哥參軍之前我還不諳世事,對他的記憶是一片空白。第一印象來自1953年冬天的一個上午,我一個人在家門前的胡同裏跑著玩。忽然遠遠望去從小北小學的牆角處拐過來一個身著誌願軍軍裝、斜背手槍的軍人。不知是心靈感應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我突然意識到這就是我“從未見過麵”的哥哥。極度興奮之中竟忘了迎上去說話,扭頭向家裏跑去報信。進了家門也隻是望著父母嘻嘻地笑著不說話。母親奇怪地抱怨道:“這孩子,沒事傻笑什麼。”說話間,哥哥已經穿過院門進到屋裏,向父母一一敬了軍禮。三年未見,戰場歸來,親人相逢自然是一陣唏噓,之後哥哥在裏屋炕沿上坐了下來,點著了一支香煙。母親笑著說“哎喲,會抽煙了”。我對哥哥帶回來的一切都感覺十分新鮮,線繩編織的網兜、鐵桶裝的奶粉、比大人拳頭還大的白梨、白亮白亮的打火機……下午,哥哥帶著我去看望在南八條一個部隊幹部家中做保姆的老姑。路上,哥哥不止一次告訴我,要什麼東西吱聲,關愛之情溢於言表。見麵之後,哥哥即替老姑辭去保姆的工作,把老姑接回家裏,與母親一起靠糊鞋掌的微薄收入來共同度過那一段艱難的時光。
至此開始,哥哥在我的頭腦中便由抽象的概念轉化成了具體的形象。
一次,我在院子裏用沙子漏在地麵上學寫字。不知怎麼竟寫出了“世良同誌”幾個字,碰巧被母親看見,忙說:“哎呀,這麼說可不行,要不給你哥寫封信吧”!於是我用歪歪扭扭的字跡給遠在朝鮮的哥哥寫了平生第一封信(不會寫的字由母親告訴我)。信的內容已經完全忘記了,後來聽哥哥說,他在朝鮮收到這封信時的興奮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像,並將這封信一直保存至今。1954年,妹妹出生。哥哥每次給家裏寫信,都要在最後問一句“小五號”如何?妹妹的這個雅號一直叫了好多年。而我的雅號則叫作“包了”。
由於朝鮮停戰,哥哥回國休假的機會多了起來。每次回國都要領著弟弟妹妹痛痛快快地玩一番,或看電影,或逛公園。在冷飲店要幾瓶汽水和冰激淩再加一些麵包蛋糕之類。男孩子飯量大,麵對的又都是平時難得一嚐的好東西。於是每次都由我把剩餘的吃喝一掃而光,因而得名“包了”,也給大家留下了我愛吃麵包的印象。一次隨哥哥同他的戰友(名字記不得了)去北陵,中午在飯店吃了一頓相當正規的午飯,一桌子菜至少有一道是紅燒魚。那位戰友還特意為我買了一個大麵包。至此我才知道,遊園時還有比麵包更好的東西可以吃。
也許是因為年輕,也許是因為朝鮮戰地文化生活的貧乏,哥哥那時很喜歡看電影。一次為了看一部新片,領著我從太原街到中街,幾乎跑遍了全市。天黑後才回到離家最近的亞洲電影院買了兩張票,上映的似乎是一部黑白的地方戲曲片。不是我喜歡的;肯定也不是他喜歡的。之所以還要看,估計就是他覺著領著小弟跑了一天,好歹也得看一個,不然小弟該多失望啊。
這就是我的哥哥!
他當時究竟要看哪部片子、後來是否看到了,已經永遠無從知曉了。
不過,看印度影片《流浪者》的情景卻一直記憶猶新,曆曆在目。那是一個夏天的上午,他的戰友孟祥尚結婚,其愛人齊保蘇恰是姐姐同在長春東北師大讀書的校友,因而又增添了幾分親近。哥哥帶我前去示賀,並相約晚上與姐姐(有沒有二姐記不清了)共同去看轟動一時的印度新片《流浪者》。好像哥哥有別的事情要辦,我一個人先留在孟祥尚處。他們中午特意在食堂給我買了餃子。飯後還要午睡,可我根本就睡不著。終於挨到了晚上,在影院裏,我坐在姐姐旁邊。每當銀幕上出現一個人物,我都要問一句:“好人壞人”?對我一向疼愛有加的姐姐終於忍無可忍,說了一句:“你自己先看吧。”便不再理我。
哥哥的學曆雖然不高,可是在朝鮮自學了大量的文學、曆史、哲學等方麵的理論,知識麵很寬。一次,夜間歸來,在亞洲電影院門前有一幅名為《複試》的宣傳畫,上麵依稀畫有一台鋼琴。哥哥據此便同姐姐和二姐說這部片子很可能是依據何為1956年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短篇小說《第二次考試》改編而成。後來,小說和電影我都看了,證明哥哥所言不虛。